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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法律文化
法律文化实际上是关于法律产生、发展以及运行机制的各种观念的总和。
首先，法律文化是支配人类法律实践活动的价值基础和这个价值基础被社会化的运行状
态。……
，有着共同的思想形式，其法律思想也自成体系，先后一脉相承。本文是从孔子、孟子、荀子三位先秦儒家代表人物对儒家法律思想的主张或理论进行了探讨。
把“礼”与“仁”融为一体，强调“礼”必须与“仁”结合，那么他所说的“仁”又是指什么呢？仁: 中国儒家学派道德规范的最高原则，孔子思想体系的理论核心。“仁”的最初含义是指人与人的一种亲善关系。孔子把“仁”定义为“爱人”，并解释说：“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
勿施于人。”
孟子继承和发展了孔子的德治思想，发展为仁政学说，成为其政治思想的核心。他把“亲亲”、“长长”的原则运用于政治，以缓和阶级矛盾，维护封建统治阶级的长远利益。
孟子一方面严格区分了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阶级地位，认为“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并且模仿周制拟定了一套从天子到庶人的等级制度；另一方面，又把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关系比作父母对子女的关系，主张统治者应该像父母一样关心人民的疾苦，人民应该像对待父母一样去亲近、服侍统治者。
孟子认为，这是一种最理想的政治，如果统治者实行仁政，可以得到人民的衷心拥护；反之，如果不顾人民死活，推行虐政，将会失去民心而变成独夫民贼，被人民推翻。仁政的具体内容很广泛，包括经济、政治、教育以及统一天下的途径等，其中贯穿着一条民本思想的线索。这种思想是从春秋时期重民轻神的思想发展而来的。
孟子根据战国时期的经验，总结各国治乱兴亡的规律，提出了一个富有民主性精华的著名命题：“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认为如何对待人民这一问题，对于国家的治乱兴亡，具有极端的重要性。孟子十分重视民心的向背，通过大量历史事例反复阐述这是关乎得天下与失天下的关键问题。
孟子把伦理和政治紧密结合起来，强调道德修养是搞好政治的根本。他说：“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后来《大学》提出的“修齐治平”就是根据孟子的这种思想发展而来的。
荀子既重礼，又重法。“天”就是自然界，并不是什么神秘的东西。自然界完全有它自己的运行规律，并不因人类社会政治的好坏而改变。荀子在这种唯物主义自然观和“天人相分”的理论基础上，又进一步提出了人定胜天的思想。这是他在中国思想史上的一大贡献。他的礼法起源论就是在其“明于天人之分”和人定胜天的哲学思想的基础上提出的。荀子以“人能群”作为区分人类和其他动物的标志，认为人只有组成社会，
依靠群体的力量才能战胜自然，这是一种相当深刻的见解。人类之所以能结成社会，是因为人类有“分”，即有一定的社会分工、等级名分和分配制度。“分”是“人能群”的基础。“分”就是根据“礼”规定的，礼的产生是为了规定人们对物质财富的“度量分界”，既要使人们对物质需要能得到适当的满足，又要防止人们互相争夺而产生混乱。礼与法不是从来就有的，是人类社会发展带一定时期，适应社会发展的内在需要而产生的
两千多年前, 先秦法家提出了“以法治国”的法治思想,对后世王朝的统治产生深远影响。回顾先秦法家的“法治主义”思想,对我们实现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仍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道德与法律作为调整社会关系的手段,其重要性早在上古时期就被统治者所认识,但在治理国家的具体实践中应以何为重各家却有分歧,尤其是在社会大变革的战国时代,这种分歧更为激烈,形成了“法治主义”与“德治主义” 之辩。而作为先秦重要学派的法家,其思想基本精神就是“法治主义”。三、先秦法家“法治主义”的内容先秦“法治主义”思想可以从以下几方面考察: (一)先秦法家对“法”的界定对于什么是“法”,先秦法家曾做过多种界定。《管子》说:“法者,天下之仪也,所以决疑而明是非也,百姓所悬命也。”[ 1 ]商鞅说:“法令者,民之命也,为治之本也,所以备民也。”[ 6 ]法家集大成者韩非总结了早期法家对“法”的种种界说,对“法”做出了较为完备的解释,他说:“法者, 宪令著于官府,刑罚必于民心,赏存乎慎法,而罚加乎奸令者也,此臣之师也。”[ 7 ]“法者,编著之图籍,设之于官府,而布之于百姓者也。”[ 8 ]概括的说法家之“法”指的是由国家所制定颁布的具有公开性、强制性的、成文的行动规则,是君主统治人民的根本手段,同时也是君臣所应遵守的行为准则。(二)“时移而治”———历史发展论韩非就曾说:“古者,丈夫不耕,草木之实足食也;妇人不织,禽兽之皮足衣也。不事力而养足,人民少而财有余, 故民不争。是以厚赏不行,重罚不用,而民自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