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不信之有”是否应改成“何信之有”.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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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不信之有”是否应改成“何信之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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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集《送陈秀才彤序》篇“何信之有”句原作“何不信之有”，南宋人谢克家始以丹笔圈删“不”字，没有引起大的响应，后经朱熹《昌黎先生集考异》鼓吹，遂成定论，相沿至今。骇之，再加寻绎，乃知必去此字，然后一篇首尾始复贯穿。盖传习之误久矣。读者虽亦微觉其硋，而未暇深究也。常窃识之，以验他本，皆不其然。此本虽精，益复不见。岂季申读时，便文纵口，尚不免小有遗脱。将所见者非其真本，先传校者已失此字也耶?绍熙壬子孟夏病中，偶记其后。
由此可知:（1154）和乙亥（1155）之间，朱氏曾在谢克家侄景英处看到过这个“谢氏手校真本”，将近四十年后（写此文的宋光宗绍熙壬子为1192年，上距读谢本的1154年已三十九年）想起此事仍历历在目。“陈无己所传欧公定本”用丹笔圈去“不”字以示当删，并题字卷末，对圈删“不”字的版本依据作了简短交待。成书于此后的方崧卿《韩集举正》曾多处参考谢本而不采此说（方氏自跋署曰“淳熙己酉”，即1189年，比朱熹见到谢本的1154年晚三十六年）;朱氏对谢氏圈删“不”字也是“初甚骇之”，后经反复琢磨，才接受了谢氏的看法。，结果发觉“皆不其然”，也即都有这一“不”字，因而甚感担心，遂在《考异》中严肃删去此字并“详著”其由来，并认为“此于韩集最为有功”。
《考异》“则何信之有”条注“末有题字”的“末”字，既与前句“卷首”对举，自然指“卷末”而非本文的“文末”。可见，用“欧本”雠正的是本卷，未必就详细涉及到了“不”字的有无。假如谢氏的“卷末题字”虽在卷末，却也明确指出是依据欧本才删去“不”字的话，朱氏就不会在五年前所写的《跋方季申所校韩文》（本跋写于1192年，比《考异》刊刻的1197 年早五年）中怀疑方氏可能由于看到的不是真本而是传校时没有删“不”的传录本才“未改此字”的了。由于，假如确有这样一个明确的注，则即使传录本未圈此字，方氏也会依据这个注而知道此字当删的。这就说明，“欧本”并没有说“不”字当删，实不足以作为删“不”的依据。而《考异》用“末有题字，云用陈无己所传欧公定本雠正，乃删去此一‘不’字”这样一个表达直接因果关系的句式，很简单使人们产生欧公定本明确表白过“不”字当删因而堪作依据的误会。
朱氏《考异》是针对方崧卿《韩集举正》“因其书更为校定” （《考异》前言） 而成的。就删“不”而言，《考异》依据的是所谓“欧公定本”，而《举正》的版本依据在该书卷一方氏自序中有交待:“仆尝得祥符中所刊杭本四十卷，其时犹未有外集，今诸集之所谓旧本者，此也。既而得蜀人苏溥所校刘柳欧尹四家本，此本嘉中尝刊于蜀，故传于世。继又得李左丞汉老、谢参政任伯所校秘阁本。”祥符年为1008—1016，就算此本出自祥符最终一年，欧阳修（1007—1072）也只有九岁，因而欧公定本必在祥符年之后。则方崧卿所依“杭本”早于朱氏所依“欧本”，加之方氏又得到另外一些版本，故而其可信性更大。何况朱氏写作《考异》时离他在谢景英处读到这个自称用“欧本”雠正的“谢本”已有三十九年，记忆有误实在也是难免的。方氏依据着更早的“杭本”，尚且没有删去此字，朱氏仅凭一个用晚出的所谓欧本雠正的并没有明确说“不”字当删的“谢本”而断然删去“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