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志清答普实克教授.doc

夏志清:论对中国现代文学的“科学”研究—答普实克教授一、基本问题普实克对我的著作的长篇批评,实际上是他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所拟定的一套“科学”研究纲要。在其中, 他规定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历史特性和功能,并推荐了一种分析和评价那些作品的客观方法。他认为我的著作完全忽略了研究中国现代文学所应遵循的“客观”方针,因而指我为主观批评家,并且是有严重政治偏见的主观批评家。看到这样一位望重的汉学家对我的著作持不接受态度,我自然感到失望。然而,既使作为文学史家的我还有不足之处,我仍不信服自己的著作就那样地一无是处。同时,我怀疑除了记录简单而毫无疑问的事实以外,文学研究真能达到“科学”的严格和精确,我也同样怀疑我们可以依据一套从此不必再加以更动的方法论来处理任何一个时代的文学。因之在这篇答辩文里,我的主要任务在于抗议把这套僵硬而教条式的科学方法套用在文学问题上是否是通宜的:我认为,正因为普实克自己对现代中国及其文学为其未加细察的几个大前提所误导,他才会如此错误地对《中国现代小说史》作出最严厉的批评。首先要说明的是,若不是我认为自己有值得关注的更基本的事情,我本来会承担某些无疑属于文学史家应做的工作。而我认为的更基本的事情是:评价分析某一时期主要的、代表性的作家,简要介绍导致他们成功或失败的时代状况,以使人们更好地理解这一切。因而,我没有系统研究中国现代小说与传统文学之间的关系。同时,尽管我在著作中粗略地提到过一些西方文学对现代中国小说的影响,但我并没有对这一影响做系统研究。我援引了一些可比的西方文学作品,只是为了更好地帮助人们评定要比较的作品,而非要在它们之间寻找联系或影响。情况既然如普实克所说,既使“专业的汉学家”也大部分对中国现代文学一无所知,而且既然我把读者设定为是那些对现代中国知之甚少而又对其文学感兴趣的人,那么,我在著作中将西方文学与现代小说做那样一番对比就完全是合理的。我也没有试图对现代作家的叙述技巧做对比研究,尽管如普实克的这篇书评长文及其它近期著述中所示,这样的研究对文学评价活动确有补益。正如普实克所认为的,理清文学传统间的影响或渊源关系,客观地比较作者的文学技巧,都是很重要的工作。但是,作为介绍现代中国小说的开创性著作, 我认为它的最主要的任务是辨别与评价。只有在我们从大量可得的作品中理清了线索并将可能是伟大的作家与优秀作家从平庸作家中辨别出来之后,我们才有可能着手对“影响”与“技巧”进行研究。研讨任何早期的文学,文学史家可以假定一些经受过几代读者考验的主要作家,然而有时即使几代人的判断也有可能靠不住,所以文学史家或批评家不应完全依凭前人。就现代中国文学来说,由于中国国内的批评家本人往往也参加了现代文学的创造,难免带有偏见。他们在文学批评方面的修养也难以信赖。因此,我们在研究中国现代文学时,就更应当另起炉灶。然而普实克之所以批评我,恰恰因为我“胆敢”另立起点,运用自己独立的判断而全然不理会中国大陆的权威批评家和欧洲少数几个响应这些权威的汉学家。作为客观性的范例,普实克提到黄松康的《鲁迅与现代中国新文化运动》(阿姆斯特丹 1957 )一书。虽然普实克早些时候曾指责该书为浅陋的文学批评著作, 可现在和我的著作比起来,黄松康的著作却成了“完全客观的”了。而这或许只是因为不管是在对鲁迅作为一个作家和思想家的评价上,还是在对新文化运动的阐述中,黄根本就没有稍稍偏离她所参考的中国权威,做出完全属于自己的判断吧。所以,所谓“客观”, 只不过是指迎合权威观点。偏离这样的观点,就不光会犯“主观”的危险,更是暴露自己的“自大”与“教条的褊狭”( dogmatic intolerance ) 。我怀疑恰恰是普实克自己犯有“教条的褊狭”的错误,因而对中国现代文学提不出除共产党官方观点以外的任何观点。在普实克文章的第一部分,他到处提示可能导致我犯“教条的褊狭”的各种内在倾向。在一处,他把我设想为缅怀胡适和林语堂而信奉自由主义的中国知识份子。但他又马上承认,我指责了胡适的“把文学作为批评社会的工具的狭隘观点。”他坚持认为我最为偏爱的作家是林语堂。他的证据是我在谈到抗战中在美国的林语堂是“畅销书作家,既展示了古老中国的魅力,又介绍了新中得我在更前面曾批评林语堂对“崇尚个人趣味”的崇拜, “没有严肃的文学趣味”以及其它批评的话,他就该看得出来,我在谈到林语堂在抗战中的角色时所用词语的讽刺性,应该看出来我在使用“畅销书作家”和“展示魅力”等词语时显然并非是在夸奖。普实克还把我与汉奸、叛徒联系在一起,因为我曾热情赞扬过后来成为汉奸的周作人在早期所做的文化工作,并且在《小说史》中花大量篇幅论述日占时期上海作家张爱玲和钱钟书。此处,因为我对国统区和解放区的战时文学一般性地予以否认,普实克便指责我缺少任何国家之国民所必须有的思想感情。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