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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意味的形式”――从普实克与夏志清的论战说起
摘要:20世纪60年代初普实克与夏志清在《通报》发生笔战,其根源乃是由于他们迥异的文学批评方法与价值评判标准。本文分析了他们不同的批评方法及其局限,并试图在借鉴新马克思主义代表伊格尔顿和詹姆“有意味的形式”――从普实克与夏志清的论战说起
摘要:20世纪60年代初普实克与夏志清在《通报》发生笔战,其根源乃是由于他们迥异的文学批评方法与价值评判标准。本文分析了他们不同的批评方法及其局限,并试图在借鉴新马克思主义代表伊格尔顿和詹姆逊关于文学批评方法以及文本与意识形态间关系的思考的基础上,来提出一种更为有效的批评范式。
关键词:普实克夏志清伊格尔顿詹姆逊批评方法意识形态
20世纪六十年代初,夏志清与普实克在法国汉学杂志《通报》上发生笔战:首先是普实克就夏志清1961年出版的《中国现代小说史》发表了题为《中国现代文学史的根本问题――评夏志清的》的长文,对夏书中武断的偏执、无视人的尊严和主观主义的倾向作出了批评,指出夏囿于政治偏见而未能对中国现代文学进行科学、系统的研究,忽略了文学的社会作用及历史意义,并针对夏对具体作家作品的品评进行了批判和诘责。对此,夏志清亦撰长文《论对中国现代文学的“科学”研究――答普实克教授》来作为回应,不仅对普实克的诘难一一做出了回应,而且批驳了普实克的研究方法,“我怀疑除了记录简单而毫无疑问的事实以外,文学研究真能达到‘科学’的严格和精确,我也同样怀疑我们可以根据一套从此不必再加以更动的方法论来处理任何一个时代的文学”,[1](P325)指出普实克在文学研究中的意图主义方法,指责其过分“执迷于文学的历史使命和文学的社会功能”,[1](P325)而忽略了文学的独立自主性。由此,我们可得出夏、普二人迥异的价值评判标准和文学批评方法。
夏主要承袭英美新批评,注重文本细读与感悟,“推崇文学本身的美学质素及修辞精髓”,[1](P34)强调作品中意象、象征、反讽等多种艺术技巧的运用,注重文学本身的审美特性。在他看来,只有那些独立于政治与革命意识形态之外的、坚持从普遍人性出发的、富于生命内涵和道德关怀的且具有艺术自制与文学自觉的作品才是真正优秀的文学作品。正是在这种意义上,夏志清对左翼文学和抗战文学给予了严厉的批评。而普实克则企图以一种科学的、客观的态度来研究中国新文学,他注重新文学与中国传统文学间的渊源关系,倾向于把文学作品置于其所产生的广泛的社会、历史和文化背景中去,注重文学的历史功能与社会功能,强调作家的创作意图和目标。也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普实克却又对左翼文学和解放区文学给予了极高的评价。为何对于同一文学现象会出现如此极端的评判呢?二者孰得孰失?
笔者以为,二者各有偏颇,他们都未能正确处理文学与社会、历史以及意识形态等因素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夏主要承继新批评的方法,注重文本本身和形式技巧,却忽略了文学与社会政治、历史以及意识形态之间扑朔迷离的关系,如他强调文学本身的独立自足性,却忽略了“一切艺术都产生于某种关于世界的意识形态观念”。[3](P20)而普实克则主要承续社会历史批评的方法,注重对文本社会意义的阐发,但对于文学与社会现实、历史以及意识形态之间盘根错节关系的简单化处理――将文学视为对社会现实、历史及意识形态被动、机械的反映,则又流于庸俗马克思主义的倾向,而且对文本社会内容的过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