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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白话文为新文学之正宗
20080510336汉教二班孙新亮
【摘要】：“白话文学之为中国文学之正宗论”，是胡适1917年提出来的。此前，以“鸳 鸯蝴蝶派”为代表的白话文学创作风潮已经初步兴起。胡适“正宗论”一出，百家争论新文 学之正从。”且举“英人固以新为政者也，而不废莎士之诗”为例， 证明“政教两事”实现现代化并不需要抛弃传统。
林纾在文中亮出虽赞成白话，但不应以废古文为前提的观点。首句“文无所谓古也”， 堪称深谙文学真谛之慧言。文无古今，唯有优劣，故“汉唐之《艺文志》及《崇文总目》中 文家林立”，而“马、班、韩、柳独有”；优秀的古文，具有恒久的魅力。胡适之所谓“八 事”，不构成文言必废的理由；用白话作文章，谁能保证篇篇“言之有物”、“讲求文法”、 “不作无病之呻吟”、“务去滥调套语”呢？这些驳斥的力道是很足的。
几乎同时，陈独秀发表了火药味十足的《文学革命论》。陈独秀有着很强的方向感，他 从胡适的文章中敏锐地捕捉到的一个明确的信息，就是胡适帮他找到了一个方向、一个真正 的突破口，那就是文学革命。《文学革命论》里，陈独秀一方面“以为吾友之声援”，同时 “高张文学革命军”大旗，提出自己的主张，也就是我们所熟知的“三大主义”。这种激烈 的号召引来了章太炎高足钱玄同的参与讨论，这既是对胡陈二人讨论的鼓舞与声援，又有力 地促进了关于文学革命诸多问题思考的深化，但就如胡陈对某些问题的看法存在着分歧一样， 钱玄同自然也有他自己的见解。如果说，陈的思想比胡激进，那么钱的思想则比陈还激进。 在1917年3月1日出版的《新青年》三卷一号上，有一封钱陈二人关于“文学改良与用典 问题”的通信，钱在信中认为“胡君‘不用典’之论最精”，当胡适文中对行文用典尚留有 一点余地时，钱则在此提出“凡用典者，无论工拙，皆为行文之疵病”。但更重要的是，钱 在信中高度认同胡适之《文学改良刍议》，并在认为文学“进化论”以及白话文学将为中国 文学的正宗之问题上，达成高度共识。到此，文学革命将以提倡白话文作为突破口，已经是 越来越毋庸置疑了。刘半农在《我之文学改良观》里认为“至文言之优点尽为白话所具，则 文言必归于淘汰。而文学之名词，遂为白话所独据，固不仅正宗而已也”，更是对讨论的一 种深化。
在以往的讨论中，纵然大家对具体的操作以及某些细节依然有着一些不同的意见，但 这些都是在确认一个共同的前提：白话文是文学的正宗的名义之下的建设性的推进与讨论。 在新派文人这里，此种“正宗说”现在可说是已形成的文学改革的核心观念，其它一切将由 此生发。但在理论先行之后，是否有真正意义上的白话文学创作逐渐就被提上了日程。从这 个意义上来说，如果说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对于文学革命有首倡之功的话，那么他的《历 史的文学观念论》则在经过讨论已经确立他的以白话文为正宗的理论主张后，又不失时机地 向人们提出了具体的白话文创作的要求，继续保持着他的特有的开风气之先的地位和作用。 他说：“又以为今日之文学，当以白话文学为正宗，然此但是一个假设之前提。在文学史上， 虽已有许多证据，如上所云，而今后之文学之果出于此与否，则犹有待于今后文学家之实地 证明。若今后之文人不能为吾国造一可传世之白话文学，则吾辈今日之纷纷议论，皆属枉费 精力，决无以服古文家之心也。”
此文与刘半农的《我之文学改良观》同在一号上，胡适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