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精神与天府文化之契合.doc

杜甫精神与天府文化之契合
摘要:杜甫草堂诗是了解杜甫入蜀后生活与创作情况的最佳窗口,亦是杜甫精神的凝练和概括。立足于杜甫精神之现代启示,在天府文化的框架下研读杜甫草堂诗,能够看出杜甫精神与天府文化之高度契合。杜甫精神既浓缩了“于巴渝……禹锡曰:‘竹枝,巴欲也。巴儿联歌,吹短笛、击鼓以赴节。歌者扬袂睢舞,其音协黄钟羽。末如吴声,含思宛转,有淇濮之艳焉’。”任半塘先生谓:“《竹枝》胎息于民间山歌,所状者风土,所抒者乡思,触事兴怀,游飏远速……(杜甫)诗中既用了许多四川方言,则以蜀中民歌声调作绝句,自然不是不可能的事。明人李东阳《怀麓堂诗话》说:‘杜子美《漫兴》诸绝句,有古《竹枝》意,跌宕奇古,超出诗人蹊径’。”可见杜甫寓蜀期间的诗歌,体裁广纳地方歌调,用词贴近生活,对天府文化中独具特色的区域文化有汲取也有创新。
三、优雅时尚的独特气质:促进诗人风格多样
杜甫生于乱世,有着极强的忧患意识,所以诗歌风格大都以沉郁顿挫为主,这是与他“奉儒守业”、忧国忧民、以天下为己任的精神紧密联系的。他从秦州流亡到成都,由离乱到安静,环境的改变令其心境大悦:“我行山川异,忽在天一方。但逢新人民,未卜见故乡”(《成都府》);“背郭堂成荫白茅,缘江路熟俯青郊。桤林碍日吟风叶,笼竹和烟滴露梢。暂止飞乌将数子,频来语燕定新巢。旁人错比扬雄宅,懒隋无心作《解嘲》。”(《堂成》)在作者眼中,来到成都虽然处于漂泊零落的境况,但毕竟有了一间可以避风遮雨的茅屋,也便能随遇而安了。此时的杜甫暂时忘记了生计的窘困,以极大的生活热隋为自己营造一块安生之地。 在天府大地优越的自然环境和山水滋润下,杜甫诗风渐由苍凉哀愁兼抑郁沉痛转而豁达轻快。例如他的《春夜喜雨》,由于诗人的轻松喜悦,将一场春雨描写得像人一样懂得季节的重要,因而在春季万物生长的最初关键时期,及时在春夜中随风潜入滋润万物:“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野径云俱黑,江船火独明。晓看红湿处,花重锦官城。”正如后人评论此诗道:“诗非读书穷理,不至绝顶,然一堕理障书魔,拖泥带水,宋人远逊晋人矣。公深入其中,掉臂而出,飞行自在,独有千古。”
自杜甫到了成都,诸如“锦官城”“锦里”这样的词汇便频频出现于诗行,这,一方面是他的“仁民爱物”并由此深爱这座古城的精神美德体现,另一方面是天府文化的优雅时尚促使他在诗歌中放开思想,“飞行自在”地大胆创作出各类风格的作品。我们阅读他的草堂诗中那些从当地人那里觅桃、觅绵竹、觅桤木、觅松树子、觅果的句子,会体察到诗人的多样诗风和格调的轻松明快的思想表达。优雅和时尚本是天府文化的一种体现,也是一种生活态度的展示。置身于蜀地的这种人文环境,自然会促成诗人风格多样而又富有变化。我们欣赏《江畔独步寻花七绝句》这组以“寻花”为关键词的诗,可以充分领略到诗人诗风的多样性。如其一:“江上被花恼不彻,无处告诉只颠狂。走觅南邻爱酒伴,经旬出饮独空床。”其五:“黄师塔前江水东,春光懒困倚微风。桃花一簇开无主,可爱深红爱浅红?”诗歌从描绘美景切入,于歌咏大自然中显现作者爱仁、爱万物的伟大人性。王嗣爽评价这组诗为:“此亦竹枝变调,而‘颠狂’二字,乃七首之纲。”杜甫虽不时被生计的窘困所烦恼,故时而表现出“颠狂”的放纵,但生活环境的幽静和闲适仍然是诗人的生活主调——这从其人性和精神欢愉的表达可以看出。如作者对桃花深红浅红的描述,将他此刻的徜徉于花间的闲情逸致表现无遗。诚如清人仇兆鳌所评:“每首寻花,章法各能变化”。
四、乐观包容的文化态度:彰显诗人生活态度
蜀地人民自古就有着不畏困境、乐观豁达的生存哲学并以之形成包容的生活态度,这也是特殊的地理环境和优越的自然条件使然。自秦汉以降,直到盛唐之末“安史之乱”历代都有大量人口流入蜀地。这一方面带来北方地区先进的生产生活方式,另一方面也使蜀地人口结构发生改变。外来人口与原住居民相互融合融洽,形成了相对和平稳定繁荣的局面。这对杜甫诗风的改变和丰富,自然影响不小;同时也更加坚定他“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奉赠韦丞丈二十二韵》),投身政治、改变现实的抱负。因此杜甫的草堂诗在表现创新、表现风格变化之外,在内容上仍保留了诗人针砭时政,反映社会问题的一贯主题。
杜甫在寓居成都草堂期间,尽管大唐王朝正处在烽火战乱之中,但他依然相信朝廷中那些关心国家和百姓命运的忠臣一定能战胜叛贼,从而对国家前途充满坚定信心。唐肃宗上元元年(公元760年),李光弼破史思明于河阳西渚,诗人在书信中闻之特作诗表达心中喜悦:“问道河阳近乘胜,司徒急为破幽燕”(《恨别》);“司徒下燕赵,收复旧山河”(《散愁》之一)。由此看出,他是将打败叛军重返故地的希望寄托在李光弼等忠臣身上。与此同时,他虽面临生活困境却仍不失对生活的信心。他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