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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绅消失后,乡村便不可避免的衰落
2016年02月04日
乡绅消失后,乡村便不可避免的衰落
作者:刘毓庆(山西大学国学研究院院长、文学院教授),本文摘自《中华读书报》
传统中国乡村,在当代人的眼里,可能是与贫穷、饥饿联系在一起的地方,然而无论是在古代文人的笔下,还是在乡村耆旧的心中,乡村更多的是充满温情和诗意的祥和。
我们只要从晋南村落今幸存的老宅走过,看看那残留的“耕读传家”“地接芳邻”“稼穑为宝”“职思其居”“居易俟命”“君子攸宁”之类的门楣题字,从这些连今天的大学生都不能完全理解的古典语汇中,我们感受到了村落中曾经飘荡着的诗雅风韵和那背后深藏着的意蕴。这里没有豪言半语,而充溢着的是内在的道德修束。
回头看看“新农村”随处可见的用现代化手段制作出的“福星高照”“鹏程万里”“家兴财源旺”“家和万事兴”之类的精美匾额,虽说是传统的延续,而却没有了传统的风雅。如果从读书人的数量来说,当代中国农村绝对是古代农村的几倍乃至几十倍,然而为什么却没有从前的典雅,而且也失去了传统农民的道德坚守与精神追求?由此我们想到了传统中国农村的乡绅。
所谓“乡绅”,就是乡间的绅士,即士大夫居乡者。这主要由两部分人组成,一部分是有官职而退居在乡者,此即所谓的“绅”或“大夫”;一部分是未曾出仕的读书人,此即所谓的“士”。由乡间士大夫组成的“乡绅”群体,他们有高于普通民众的文化知识和精神素养,有着为官的阅历和广阔的视野,在官场有一定的人脉,对下层民众生活有深刻地了解。
他们既可以将下情上达于官府甚至朝廷,也可以将官方的意旨贯彻于民间。因而“身为一乡之望,而为百姓所宜矜式,所赖保护者”(《绅衿论》,同治壬申五月一日《申报》)。
他们在乡间承担着传承文化、教化民众的责任,同时参与地方教育和地方管理,引领着一方社会的发展。他们可以说是乡村的灵魂,代表着一方的风气和文化。故张集馨《道咸宦海见闻录》说:“绅士居乡者,必当维持风化,其耆老望重者,亦当感劝闾阎,果能家喻户晓,礼让风行,自然百事吉祥,年丰人寿矣。”(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7页)
“乡绅”的核心是“绅”,即退居官员,他们在这个群体中起着主导作用。乡绅群体形成的基础是“农业文明”。自周代始,即把村落称作“里”。“里”字从田从土,即反映了“恃田而食,恃土而居”的农业型经济生活特征。从事农业的人群,不像游牧民族或商业人群那样四处行走,而是世世代代守护在土地上,他们像庄稼一样,把根深扎在了乡土里,对乡土充满了感情。
虽说“大丈夫志在四方”,不免要宦游他乡,但“叶落归根”则成了农业文明滋养的人群颠扑不破的信念。这种传统在周代就已出现。《仪礼·士冠礼》中提到有“乡先生”,郑玄注说:“乡先生,乡中老人为卿大夫致仕者。”也就是退休乡居的卿大夫。之所以叫“先生”,是因为他们兼任着乡间的教育,所以郑玄说“先生”是“老人教学者”。
从“二十五史”到各地方志,以及通俗小说中,我们都可以看到大量官僚告老还乡后,与当地“士”一同教授乡里,行化一方的故事。像汉代以力谏皇帝折断殿槛而闻名于世的朱云,退居乡里后,即教授诸生,“择诸生,然后为弟子”,培养出了两个著名的博士(《后汉书·朱云传》)。
蜀中司马胜之,辞官不做,“训化乡闾,以恭敬为先”(《华阳国志》卷十一)。曾作过武威太守的冯豹,“以《诗传》教授乡里”(《东观汉记》卷十四)。
宋之理学大家如二程、陆九渊、朱熹等,无一不是休官后还乡讲学,培育后进者。宋吕大防兄弟四人,大防曾为尚书右丞,大钓嘉佑进士,大忠曾为河北转运判官,大临曾为秘书省正字,都是“国家干部”,但中国乡村的第一份民规却出自他们之手,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蓝田《吕氏乡约》。
南宋朱熹又对这《乡约》作了增损,由此而传播开来,对明清乡村社会产生了极大影响。在地方志中,我们可以看到更详细的关于乡绅作为的记述。如《洪洞县志·人物志》记清之人物,靳之隆,曾为解州学正、阳城县教谕,“解任归,筑读书精舍,数百里负笈从游者,不下百数,各因其才,多所成就。处乡党以中正和平为一邑表率”。
刘我礼,“考授州同,赠资政大夫”,“于里中建乡塾,捐资延师,寒畯多赖成就”。刘镇,刑部福建司郞中。致仕归,“所得俸尽赡三族。捐学田四十亩,助寒士膏火”。刘勷,直隶河督。致仕归,“督修学宫、城垣,并城南涧河石堤”。刘大悫,曾任贵西监司,以疾足乞假归,设墨庄家塾,“成就四方士甚多”。
修齐治平,是每一个士子的理想。这些乡绅,他们怀着四方之志,在青壮年时期通过科举、铨选,离开家乡,为国家效力。晚年归乡,则带着一身的荣耀相见于乡亲父老。他们的成就、德望为一乡民众所瞻仰,他们的学问知识为一乡学子所钦慕,他们作为成功的榜样,激励着后辈学子奋发向上。
这样,一批又一批的官员回归故里,换来的是一批又一批的才俊走出乡土。如此而形成了一个生生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