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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二适先生逝世距今已经33年了,作为一个真才实学的学者,他宏博的学术成就是不朽的。随着时代的发展,他身后的德望和学术影响比生前尤见深远,受到越来越多的后学们的景仰。
高二适的学问主要是诗文和书法这两个部分有机组成的,。诗文作为文学的一脉,属于社会意识形态,是以语言表达思想感情的艺术,所以谓之“语言艺术”。而书法则是传统毛笔写字的技能,乃是“视觉艺术”,它具有艺术地表现文学的功用。文学和书法合作,具有更高级的审美价值。当然,这两者的主体是文学,所以《左传?襄公25年》引古语云:“言以足志,文以足言。”三国曹丕著《典论论文》说:“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这是自古以来公认的文学定位,颜真卿在《述张长史笔法十二意》中论书法云:“趣长笔短,虽点画不足,常使意气有余。”这是说,书法虽文人余事,实质上是通过视觉感受意气的。可以认为,书法和诗文异曲而同工。
高二适的成就虽是合诗文与书法为一体,但主体无疑是诗文。所以他的学术成就集中表现在20世纪60年代所著《兰亭序的真伪驳议》和《兰亭序真伪之再驳议》二文,此二文高度体现了他文学和书学的双重精深,广征博引,立论谨严。如今,经历社会之变迁和学术之检验,兰亭是真,可以说已成定论。
高二适的论争对手是当时的学术权威郭沫若,在当时的政治气氛下,这样论争是需要脱略利害勇气的。这是他一贯的敢于独立思考的精神准则。他读韩昌黎传,深服其抒意立言,自成一家新语的品格,作批语云:“文人随俗浮沉,终与草木同腐耳!”他著驳议二文,正是不肯随俗附和权威对历史的否定。
诗和文是高二适文学成就之两翼,他平生这两翼共振,所以奋然起飞。,他观世事,察人生,随手着录为诗、其与世向背,历来一以贯之,因而其诗无一首不志高言洁,志大辞宏,志远旨永,是第一等襟抱,第一等学识,第一等真诗。显然,他的诗是“驳议”二文的补充和衬托,他的诗随情抒发,随手着录,极见其坚毅个性和特立独行之修养,惜未生前结集。所幸其婿尹树人于各方面搜罗整理,得三百余首。显然尚非全豹,然仅此部分也足以见其辉煌艺术成就。
高二适的诗,无疑归根于杜甫,他毕生研读《杜诗镜铨》,未尝稍懈。此书“凡例”有云:“作诗当学少陵。”又云:“非尽读古今之诗,不足以读杜诗。”高二适深然此言,批云:“吾是此语。”所以他并非只读杜甫一家之诗,而对古来各家诗作,尽量多读,通过各代佳什来体味杜诗,受益更富。“凡例”又云:“间有拙句累句,不害其为大家。”高二适批云:“诗要能为拙句,杨(笺注者杨伦)见识尚未及此,此不可从。“他的意思是拙句不是缺点而是优点。这个见解恰恰与以黄庭坚为首的宋朝江西诗派的生新出奇的主张暗合,拙正是一种老到的新奇。无庸置疑,高二适对宋诗是有独到的研究的,他精读黄庭坚、陈师道等江西派诗人的作品,久之服膺其“辞必己出”、“切忌死语”、“安排一字有神”、“夺胎换骨”。
关于宋诗,历来有“唐诗主情、宋诗主意”之说。所谓“主意”,就是以议论入诗,以韵语叙事论理,这是对唐诗合乎逻辑的发展,也是时代推移的需要。议论入诗,经过宋朝的张扬,其后历朝都有发展,至清代乃出现了同(治)光(绪)体。同光体以两种面目出现。一是走李商隐之诗路,李虽然也是宗杜的,但太重辞藻的装饰,他的诗浓装艳饰,削弱了杜诗特具的沉郁的历史感,因而走这条诗路容易出现形式主义。另一种是走江西派之路,追求艰涩生峭,生新出奇,含蓄而饶余味,这一路的代表人物有陈三立、陈衍、沈曾植等,其后影响所及,沈尹默、潘伯鹰、高二适等实际上也属此路,这几位江西派诗家还有一共同特点,都是著名书法家,这和黄庭坚极其一致。
高二适推崇黄庭坚,同时还特别倾倒陈师道。黄庭坚和陈师道的作品表现的宋诗艺术特征最为突出,因此在文学史上,便认定黄、陈是宋诗的代表人物。这位陈师道是一位特立独行,敢于承受苦难的人。北宋后期有新旧党之争,苏东坡、黄庭坚属于旧党,深受新党排斥之苦,陈师道与苏黄在师友之间,情愿与苏黄同患难而不受新党之惠,他在冻饿之中也不愿接受新党赵挺之的资助,乃因之而死。这种坚毅的品质实为人格的放光,正因为此而和高二适隔千年而精神相通。
陈师道有《卧疾绝句》云:“老里何堪病再来,愁边不复酒相开,一生也作千年调,两脚犹须万里回。”这个“千年调”是据寒山子诗意而来,寒山子的诗很有趣:“人是黑关虫,刚作千年调,铸铁作门限,鬼见拍手笑。”所以高二适批云:“言身未死还要多作行路之人,恨词。”又批云:“1967年4月,吾足疾久未愈,一日读此,忽大哭,此治吾足病耳。”真是感情中人!
高二适诗的特点,首先是言之有物,他认为“作诗贵有史。”又云:“诗不可徒作,必有所谓。”他说的“史”不仅是历史,应该放大来理解,指进代的纵深感。“不可徒作”,是说内容不可空泛,不可无病呻吟。所以他笔下山水人物,甚至唱和酬答,无不立意有据,主题鲜明。即使梦中得句,也不作泛泛语。如“为寻梁燕栖金谷,欲待春风坐海棠。”以理想境界寄托于花鸟,何等蕴藉。他有一首鼓励后学的诗可谓直言谈相:“小儿不学胡为者,个理纷然字画在,天地鸿文谁主宰,不辨箕裘号弓冶。我拯尔曹于俗氛,但求诸天日蒸蒸,勤政书史始为能……”他用《礼记》的典故告诫子孙们不可不继承父业,必须努力读书。这是诲人不倦的精神的体现。
高二适诗的第二个特点是情真,这个情不仅是对人,而且是对世的。如游莫愁湖有诗云:“红衣落尽草平湖,楚客离忧日未晡,望里石头城下水,秋来依旧长蒲芦。”寄情于景,不胜沧桑之感。怀念久别暂居扬州老友林散之,作短吟两首,有“日夕看江指白云”句,极见江南江北,思念之深。又如《候孤桐老人》云:“莫为悲秋怜宋玉,诗成犹对月长圆。”此诗作于立秋后,。这类诗正因为情真,极感染人,其艺术境界,可以追配古贤。
第三个特点则是他具有丰富的想象力,如《题刘海粟古松图》云:“唐生手持古松图,就我求题来南都,作者名动艺术界,四十年前老叛徒。吾今伐荻展翁画,悬之空廊鸟雀讶。谢翁先声愧吾蒙,何日沧浪作钓翁,与君从此抚孤松。君不见天壤物类畴堪纪,而我谡谡鸣长风,为人所怜途未穷,剩与此图筋骨同,偃蹇风流大江东。”此诗初写刘海粟在艺坛负盛名,将这幅古松图挂在壁上,惊动鸟雀,以为是真松。然后笔势一转,说自己就像此松一样,一身傲骨,凛然鸣风,而今高卧南京、虽不得志,却很受人敬重的,将自己与古松合二为一,善于联想的才气横溢。又如《短歌酬徐天敏》云:“王家墨池笔冢留,未见记录?麋侯,人言磨墨墨磨人,磨穿铁砚始堪珍。谁令麝煤落吾手,我笔纵横心语口。九州人物书画同,黄尘埋没马蹄中。”这首七古的前六句尽说学王羲之的临池实践,而后两句急转弯,说古今善书者每一生碌碌,埋没于马足车尘而已,感慨极深,读之令人长太息。在《赋赠胡寄樵》这首诗里,在答谢胡寄樵及赖少奇之余,却忽然下笔否定高闲、怀素这两个唐朝和尚,和赞扬康里?j和米芾,一贬一褒,充满艺术的趣味性。
第四特点是诗体变化莫侧,今人写诗,一般近体律绝而已,古体问津者少。而高二适特擅古风,句法多样,笔势如风,一气盘旋而下,有江河泻浪之气。如上述酬徐天敏八句,每两句一协,四易其韵,而平仄错置。前四句两押平韵,五、六改押仄韵,七、八又归平韵。又如上述《题刘海粟古松图》则在押平韵之间插入五六的仄韵,大大增强了音乐的节奏感,抑扬顿错,发挥了诗歌美的极致。至于诗中造句的坚挺奇拔,则随处可见,如《七十四岁生日述怀》有云“客来差具?~盐味,乱定仍愁风雨俄,”两句平中见奇,把对客人只能清蔬接待和政治运动不断的思虑表达得淋漓尽致而又韵味十足。又《迭韵分呈钵水,天受七律中腹联:“老来挟瑟弦常断,战罢诗败屡三”》句法瘦硬,似对似不对,全是江西手段。迭韵之趣,一语道尽。
第五特点是用事娴熟,取典贴切,如“求友真从伐木科”用《诗?小雅?伐木》中“嘤其鸣矣,求其友声”之典,顺畅无牵强之弊。然也时有用僻典而不易解的,这是江西派的特色,自不能引以为病。他36岁时读《山谷全集》题云:“吾先学后山,继学双井,思以一手,重振江西”。后山即陈师道,双井则为黄庭坚。双井塘是黄的故里。高二适力学黄陈,欲一手振起江西,足见入手之深,峪诗内集和后山诗都是学者任渊所注,任渊引魏衍语说:“读后山诗,大似参曹洞禅,不犯正位,切忌死语,非冥搜旁引,莫窥其用意深处。”陈师道诗难解如此,黄庭坚诗自然也是这样。江西派诗难读,已是公认。高二适力学黄陈,自然也有咄咄逼人,雄健太过,稍觉险怪之处。然总体而言,乃是精金美玉,只要多读书,多思索,则其诗也“其义自见”的。我们读高二适《兰亭序》的真伪驳议和再驳议,不可不读其诗,不可不赏其书,他的文、诗、书三者是相辅相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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