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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语与外语教学》,年月第期:
沃尔夫、巴赫金和批评话语分析
辛斌
(南京师范大学南京210097)
摘要:虽然人们很少说明,但批评语言学和批评话语分析的一些最核心的主张深受沃尔夫
和巴赫金语言观的影响。这些主张包括:)语言饱含世界观或价值观,不同的说话方式表
达对经验的不同分析和评价;)语言变体反映和表达社会结构中的差异;)语言运用是社
会实践,它不仅反映社会,也是社会过程的构成部分;因此,)语言及其使用既由社会决
定又建构社会。本文通过简单回顾沃尔夫和巴赫金关于语言、思维和社会的关系的论述来梳
理批评语言学和批评话语分析对语言相对论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关键词:语言相对论异体语言批评话语分析
Whorf,BakhtinandCriticalDiscourseAnalysis
XinBin
(NanjingNormalUniversity,Nanjing210097)
Abstract:Abstract:Thoughrarelymentionedoracknowledged,criticallinguistics(CL)
andcriticaldiscourseanalysis(CDA)havebeenheavilyindebtedtoWhorfand
Bakhtin'stheoriesoflanguageandideology,whichinclude(1)languageissaturated
withideologyanddifferentwaysofspeakingrepresentdifferentanalysesandviews
ofexperience;(2)varietiesoflanguagereflectandexpressdifferencesinsocial
structure;(3)languageuseisasocialpracticewhichisnotonlyareflectionofsociety
butalsoanessentialpartofsocialprocess;therefore,(4)languageanditsuseare

CLandCDAtoWhorfandBakhtin'srelativisticviewoflanguage,thoughtand
societyalongthoselinesmentionedabove.
Keywords:linguisticrelativity,heteroglossia,criticaldiscourseanalysis
:.
“语言除了代表人们共同的历史文化背景和地域特征之外,还代表了一种思维方式,一
种对于世界的不同看法。”(Hagège,引自姚晓丹,2015)这一语言相对论思想今天已成为
人们的共识。Toolan于2002年主编出版的《批评话语分析》(CriticalDiscourseAnalysis)
在第一卷里收入了沃尔夫(Whorf)和巴赫金(Bakhtin)的文章,反映了“批评话语分析”(CDA)
在理论上与他们的渊源关系。表面看,沃尔夫的文章有关语言相对论,而巴赫金的文章有关
语言的对话性和异体语言(heteroglossia),但认真阅读我们会发现巴赫金的对话性理论中带有
浓厚的语言相对论色彩,而沃尔夫的语言相对论中也浸透着语言对话性和异体语言的思想;
两者的社会语言观对批评话语分析的理论和实践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一、沃尔夫的语言相对论
沃尔夫生于1897,卒于1941,年仅44岁。他对语言学的兴趣始自20世纪30年代,一
生倾心于对各种美洲印第安语言的分析研究。从巴赫金的角度看,沃尔夫是生活在异体语言
的世界里。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社会中的土著美国人部落之间以及他们与欧洲白人之
间开始相互交往妥协、和平相处,与此同时从欧洲和亚洲又涌入大批新的移民。因此,当沃
尔夫成年并成为扬基(Yankee)精英中的一员时,土著的和外来的各种语言相互混杂共存,并
对官方语言英语及其所承载的文化和意识形态构成了竞争和挑战。但是,对于沃尔夫,这种
不同语言并存的局面开阔了人们的视野,增添了他们观察世界的视角,从而“当语言学家在
能够对截然不同的许多语言进行科学的、批判性的研究之后,他们讨论的基础就扩大了,就
会察觉原来一直认为是普遍现象的东西也有例外情况,一大堆重要事实进入了他们的知识领
域。结果发现,背景性的语言系统(即语法),不仅仅是表达思想的一种再现工具,而且是
思想的塑造者,是一个人思想活动的大纲和指南,被用来分析自己的种种印象、综合大脑中
的一切东西。”(Whorf,1956:220)他举例说:“当闪语、汉语、蒙古语或非洲语言与我们的
语言相对照,在分析世界方面的差异就更明显。当我们再把美洲各言语共同体数千年来各自
独立使用的各种土著语言和老欧洲的各种语言拿进来对照,语言以不同方式分割世界的这一
事实就再清楚不过了。”(同上:221)这样的经历和体验是沃尔夫语言相对论思想的基础。
语言与思维的关系早在德国学者洪堡特(Humboldt)的《人类语言结构的多样性》中
就有论述。洪堡特指出,每一种语言都是其民族的特有财产,一个民族的语言和其思维是不
可分割的。知识虽然来自感觉经验,但是必须加上人的认识能力本身所提供的范畴或感性,
才能最后形成知识,正是语言的内在形式对感觉经验进行了整理,并加以概念化。语言不同,
其内在形式也不一样,对相同的感觉经验整理的结果也就不同。思维和感觉只有通过语言才
:.
能确定,才能变成有形的东西,才能得以交流和传播。由于思维和语言之间的这种相互依赖、
不可分割的关系,因此语言的不同,会引起对客观世界的理解和解释的不同。沃尔夫极大地
发展了洪堡特的理论,认为语言就是文化,文化在语言中得以表述;从语言到文化,从文化
到语言,从文化到社会行为,从社会行为到文化,这些都是封闭式的循环性轨道,人们只能
沿着这些轨道来运行,而不能离开它们。这就是今天人们所熟知的“语言决定论”(linguistic
determinism)和“语言相对论”(linguisticrelativity);前者主张语言形式先于并决定知识的形
式和理解过程,后者是对前者的弱化,主张人类语言对意义的编码不受任何先验的限制,被
语言编码的意义会塑造或影响语言使用者的潜意识。
沃尔夫认为思想的形成并不是一个独立过程,而是某种语法的一部分,语法不同,形成
过程也不一样,有的区别很大,有的区别甚微。“我们都按自己本族语所规定的框架去解剖
大自然。我们在自然现象中分辨出来的范畴和种类,并不是因为它们用眼睛瞪着每一个观察
者,才被发现在那里。恰恰相反,展示给我们的客观世界是个万花筒,是变化无穷的印象,
必须由我们的大脑去组织这些印象,主要是用大脑中的语言系统去组织。我们之所以按照一
定的方式解剖自然界,把它组织成许多概念,并赋予特定的意义,是因为我们达成了一个协
议,同意按这种方式来组织自然界。这项协议适用于我们的整个语言社团,并用我们的语言
模式固定下来。当然,这项协议是隐含的,并没言明,但协议上的条款绝对是强制性的。如
果不按协议的规定去组织材料或进行分类,就无法开口说话。”(Whorf,1956:220)这就是
沃尔夫的语言相对论原则:“我们这样就知道了一条新的相对性原则,即并非所有的观察者
都会由同样的确凿证据获得相同的关于宇宙的图画,除非他们的语言背景相似或者具有某种
可比性。”(同上:220)
沃尔夫指出,自然逻辑没有看到“语言现象对其说者而言主要具有背景的性质,因而处
于批判意识之外,不受阐释自然逻辑的说者的控制。因此,当任何人作为自然逻辑学者来谈
论推理、逻辑和正确思维法则的时候,他都倾向于只是与纯粹的语法事实同步进行……这些
语法事实并非在所有语言里都存在,也并非推理的共同基础”(同上:218)沃尔夫举例说明
语言这种背景知识是如何在日常生活中影响人们的思想的。沃尔夫本人在一家火灾保险公司
任职期间注意到,人们对事物的命名或描述常常会影响甚至决定他们对这些事物的行为和态
度,例如:“在所谓的‘油桶’储存地周围,人们的行为趋向于一种,即特别谨慎小心;而
在所谓的‘空油桶’存放地周围,行为却趋向于另一种——粗心大意,随意吸烟和乱扔烟头。
然而,‘空’油桶或许更具危险性,因为里面充满了易爆的气体。从物理的角度看,这种情
况很危险,但按照惯例的语言分析却必须使用不表示任何危险性的‘空’这个词。”(1964:135)
:.
沃尔夫的例子表明语言编码的概念意义基本上属于一种背景知识,往往不为人们所意识到。
当有人把一个油桶说成是“空”的时,人们通常会接受这个词所带有的“预设”(presupposition),
除非他们碰巧知道它不完全是真正意义上的空的。语言就是以这种方式通过其蕴涵的大量背
景信息来间接隐蔽地影响使用者的思想和行为:“背景性的语言系统(即语法),不仅仅是表
达思想的一种再现工具,而且是思想的塑造者,是一个人思想活动的大纲和指南,被用来分
析自己的种种印象、综合大脑中的一切东西。”(Whorf,引自Macnamara,1991:45)沃尔夫
的这段话语清楚地指出了“使用者的本族语概念意义中的意识形态是如何系统地关联于和至
少部分有系统地衍生于其语言的语法结构。”(Silverstein,1979:193-194)
Fishman(1980:27)强调了沃尔夫的语言相对论对语言伦理的重大贡献,指出正是由于
沃尔夫可以被解读为相信对人类而言只存在数量有限的基于语言的观察视角,他也必须被理
解为倡导语言多样性(languagepluralism)的益处:“如果我们掌握多种(更加不一样的)语言,
我们就会分享不同的视角并更加合适地变换视角,我们也就能够更加成功地解决更多的重大
问题,这个世界也就会变得更加美好。”在沃尔夫看来,理性的最高境界在于从许多种由语
言决定的不同视角中做出选择并把它们有机地结合起来。
二、巴赫金的异体语言相对论
巴赫金一生都在思考自我的本质和语言在社会生活中的核心作用,试图发展一种对基于
符号交际的社会文化生活的跨学科研究方法,常被称为“超语言学”(translinguistics)。“异
体语言”是巴赫金在其研究生涯后期提出的一个重要概念,指的是许多不同语言变体
(languagevarieties,如方言、行话等)与一种民族语言(nationallanguage,如英语、汉语等)
共存的状况。巴赫金认为语言在发展的过程中同时受到向心力和离心力两种力量的影响。语
言的向心力使语言使用趋于统一和稳定,而离心力则使语言发生创造性的变化,产生异质、
“杂和”(hybrid)的语言;异体语言是语言多样性的体现。巴赫金认为传统语言学所谓的统
一语言实际上是不存在的,索绪尔的“语言”(langue),即作为一种民族语言统一标准的语
法结构,并非“给定的,而是人为安排的,在其生存的每一刻都与异体语言的现实相对立”
(Bakhtin,2001:270)。现实生活中的语言是芜杂、多样的,社会生活和历史变化带来语言内
部“各式各样且各自自成一体的、用言语表述出来的思想意识体系……充满多种语言意义和
价值取向的语言成分,每一种语言成分都有各自不同的声音”(同上:281)。这种“自成一体
的、用言语表述出来的各种思想意识体系”便是巴赫金所说的“异体语言”。在巴赫金看来,
不同体裁、不同职业、不同时代的话语,甚至是不同个人的话语,以及官方语言、文学和
:.
政治运动语言都是不同的“语言”,都是纷繁世界中的异体语言:“语言在自己历史存在中的
每一具体时刻,都是杂合言语同在的;这是现今和过去之间,以往不同时代之间,今天的不
同社会意识集团之间、流派组织等等之间各种社会意义相互矛盾又同时共存的体现”(巴赫
金1998:71)。
Schultz(1990:54)指出,沃尔夫的语言相对论粉碎了他那个时代的人们自认为其语言是
唯一语言的幻觉。他通过各种非英语乃至非欧洲语言的例子向他们展示了其语言优越感是出
于纯粹的无知。不仅如此,沃尔夫的语言相对论通过对各种实例的分析讨论不可避免地把其
英语读者带入了与其它语言的对话中,迫使他们具有了多语言的意识,不得不考虑这样一种
可能性,即其语言不再被视为体现意义和真理的唯一神圣不可侵犯的手段,它只是假设真理
的许多可能的方式之一。与沃尔夫几乎处于同时代的巴赫金也意识到了语言和文化的多样性
及其重要意义,他认为在欧洲文艺复兴的早期出现了一种所谓的“伽利略语言意识”(Galilean
languageconsciousness),这是一种包容语言文化变化和多样性的意识;在这种意识下,许多
共存的语言和传统相互包容与对话,相互启发,催生了陀思妥耶夫斯基(Dostoevsky)式的复
调小说这种艺术形式。不同语言和文化并存,相互对话与渗透的异体语言状态是当时和此后
各种艺术创作形式的产生与发展的源泉。(见Bakhtin,1984:19-20)与沃尔夫一样巴赫金深
刻认识到语言与思维的紧密联系:“异体语言中的所有语言,无论其背后的原则和独特之处
为何,都有其观察世界的特殊视角、表达世界的特殊形式、特殊的世界观;每一种语言都有
其自己的对象、意义和价值观。”(2001:291-292)巴赫金这里所说的视角和世界观主要指的
是一种潜意识中的、先于个人而存在的、不加思考的意识形态世界观(见Hoy,2003:189;
ShotterandBillig,2003:327-329)。Holquist(1986:101)在一个脚注中在把巴赫金归于西方语言
相对论思想家的行列时指出:“就像洪堡特,在巴赫金看来,语言的多样性本身就具有哲学
意义,因为如果思想和语言二位一体,那每一种语言不就体现一种独特的思维方式了吗?正
是在这一点上,巴赫金与萨皮尔尤其是沃尔夫走得很近。”
不同的社会异体语言既可以通过具体人物的言语进入语篇,各自带有自己的意识形态倾
向,又可构成更广义上的对话背景,与整个语篇产生互动,形成语篇和语境的关系。因此,
语篇中的语言并非一个统一体,而是充满了不同的声音和不同的观点,它们之间相互冲突或
相互支持。巴赫金不断强调意识在领悟和理解由语言塑造的社会人的过程中的能动作用,对
话的每一参加者都总是带着具体的预期和语义框架来理解具体的话语:“说者冲破了陌生听
者的概念视阈,在陌生的领土上在自己和听者的统觉背景下建构自己的话语。”(Bakhtin,
2001:282)这种自我与他者之间的对话以及将他者的概念视阈(conceptualhorizon)融入自己
:.
的视阈是个人自我意识发展和成熟的至关重要的阶段:“一个人的意识形态成长就是有选择
地吸收他者话语的过程。”(同上:341)这意味着个人意识必定是异质语言性质的,一个人所
掌握的语言中的任何一种具体的‘语言’不可避免地相对于总是已在那里的所有其他语言。
正是在这些不同的语言或意识之间的不断对话中我们不仅表达自己并相互展示各自特有的
内心世界,而且我们也塑造相互之间和我们与环境之间的关系,一点一点地改变着经常是不
露痕迹地支撑和制约我们相互之间和我们与环境之间作用方式的那些现存的历史文化和意
识形态:“话语从来都不是仅仅反映或表达已知和确定的存在之物。它总是创造此前从未有
过的绝对新鲜的不可重复的事物,它尤其总是与价值(真假、好坏、美丑等)相关。”(Bakhtin,
1986:119-120)
“声音”(voice)在巴赫金的对话理论和异体语言中是个重要概念。虽然声音属于个人,
但是每一个声音都是由先于个人存在的每个人在日常生活中都要身临其境的语言实践所塑
造。人们在异体语言的世界里接触的每一组语言实践都构成一种“社会语言”(sociallanguage),
即“一种具体的社会-语言信念体系,它在一种只是抽象存在的所谓统一语言中自成体系并
具有明确的边界。虽然这样一种语言往往很难从语言学上加以严格定义,但它却充满了进一
步发展成一种具体方言的可能性。它是一种潜在的方言。”(Bakhtin,2001:365)要应付这种
充满各种社会语言的异体语言局面,我们就必须超越传统语言学和文体学只研究抽象语言体
系的边界,充分注意具体的实际话语,就是注意各种社会语言和生产它们的各种声音。这样
做会引导人们去考虑此前被忽视了的存在于话语中的由对话关系决定的那些语言现象;这些
对话关系首先是个人话语之间的,然后是同一民族语言中不同社会语言之间的,最后是同一
文化或者社会意识形态概念体系中不同民族语言之间的(见Bakhtin,2001:275)。
虽然沃尔夫和巴赫金都关注语言对思维、思想和行为的影响,但其研究兴趣有所不同,
前者更关注语法的作用,后者则更关注话语或使用中的语言的作用。其实,在整个巴赫金学
派(theBakhtinSchool)看来,虽然研究语法很重要,但更应关注在具体语境中使用语言的全
部事实。一旦我们进入话语,就会发现,每一个话语,无论长短,都有一个实际的或想象的
说者和听者,任何话语都具有对话性,对任何话语的研究都同时是对说者与他者对话关系的
研究。另外,对于沃尔夫,语言是给定的,它影响其使用者的思维和思想,而对于巴赫金学
派,给定的不仅仅是语言,还有语言使用的情境或语境,语言和语境都是客观的,都是社会
性建构的,它们共同决定着人们的语义表达和思想行为:“个人的情感只有作为社会评价基
调的陪音(overtone)才能发挥作用。‘我’只有在‘我们’的基础上才能在言语上得以实现……
生活中的每一句话都是一种客观的社会性的省略推理(enthymeme)。它就像一种暗号,只
:.
有那些属于相同社会视域(socialpurview)的人知道。”(Volosinov,1987:100-101)不过,虽
然语言研究的兴趣不同,但沃尔夫本人就是巴赫金对话理论和异体语言理论的实践者和范例。
Schultz(1990)就指出,沃尔夫是双声话语和对话式的杂合结构的大师,沃尔夫的语篇与陀思
妥耶夫斯基的语篇一样充满了复调:“我认为,把一些巴赫金用于分析陀思妥耶夫斯基语篇
的那些批评范畴和操作用来分析沃尔夫的语篇会是我们更好地理解沃尔夫。在像The
PunctualandSegmentativeAspectsofVerbsinHopi这样的一些文章里,他运用不同风格促使
其读者产生一种多语意识,从而这些文章不仅仅是语篇,而且同时也是各种事件。”()
Schultz认为我们同样可以用巴赫金评价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的这段话来评价沃尔夫的作品:
“在他作品中展开的不仅仅是单一作者意识下的单一客观世界中的各种各样的人物和命运,
而是一群个体意识,它们拥有平等的权利和各自的世界,相互结合但并不是融合统一到一个
事件中。”(Bakhtin,1984:6)
三、语言相对论与批评话语分析
虽然批评话语分析的代表人物在谈到CDA的理论基础和方法论来源时很少提及语言相
对论(例如Wodak,2001;FaircloughandWodak,1997;Meyer,2001等)但语言和文化相
对论思想从一开始就是“批评语言学”(criticallinguistics,简称CL)和CDA的出发点和当然
的理论基础,Fowler(2002:346-347)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批评语言学提出了一种对公共
语篇的分析,这是一种旨在探索,尤其是在社会形态语境里考察,显性命题背后蕴含的意识
形态的分析……批评语言学坚持认为,所有的表征都是由固化于表征媒介(这里指语言)中
的价值观体系所调制和塑造的;它对常识发起挑战,指出某件事可以另外的方式加以表征,
产生十分不一样的意义。”Stubbs(2002)在文章的标题中干脆把CL和CDA学者称为“沃尔
夫的孩子们”(Whorf'schildren)。
由索绪尔开创的现代语言学始终深受行为主义和实证主义的影响,这种影响从20世纪
40年代开始招致了欧美一些社会学家的挑战。到了70年代末80年代初,随着大众传播媒
体的迅猛发展,大众语篇对各种社会过程不断增强的介入作用和对人们的思想行为持续加强
的影响控制,许多学者深刻认识到语言并不仅仅是一种传播媒介,同时也是社会过程的一种
强大的介入力量:“作家能够犯的最严重的罪行是妄称语言是一种自然透明的媒介,读者能
够通过它理解一个可靠的和统一的‘真理’或者‘现实’”。(Seldon,1985:74)他们因此提出,
社会的发展迫切需要人们重新认识语言的社会功能和语言学的任务,开展对大众语篇和其他
非文学语篇的批评性分析,CL后来的CDA应运而生。Fowler等(1979:1-2)在序言里对语
:.
言和话语的性质和功能的概括充满了语言相对论思想:()我们每天生成和接触的语言包含
关于现实的具体观点或理论;不同的说话方式和写作风格表达对经验世界各领域的不同分析
和评价。()语篇类型上的变化与社会因素和经济因素密切相关,因为语言变体反映和表达
社会结构中的差异。()语言运用不仅仅是社会结构和过程的结果或反映,而是这些过程的
一部分,它构成社会意义和社会实践。
如果说巴赫金的语言对话性和异体语言理论是从挑战索绪尔的抽象统一的语言(langue)
开始,那么CL和CDA则首先对索绪尔的能指和所指关系的任意性提出质疑:“语言中的意
义不是自然产生的而是约定俗成的。当语言学家说意义的表达是任意的时,他们的意思是任
何声音或字母可以用于表达任何意义。但是什么样的意义最终得以表达却不是任意的或者偶
然的。在一个社会的漫长历史中会有一种词汇体系或措辞发展成适合该社会需求的体系——
这些需求是占支配地位的特权群体的利益需求。这些重要群体控制着把他们喜欢的意义体系
合法化的手段:学校、图书馆、大众传播媒体等。这样,语言变成了社会实践的一部分,成
为了维持主要社会秩序的工具。”(Fowler,1987:31)但是无论巴赫金还是Fowler,他们都秉
承了语言相对论的思想,触及到了不同语言和语言变体及其所承载的文化思想对语言使用者
的认知和思维的隐性影响和操控作用,正如Lacan(1977:284)所指出的,“能指在决定某些
作用中具有主动功能,在这些作用中能被表达的事物通过变成所指而似乎从属其符号。能指
的这种主动功能现在变成了人性条件的一个新的方面,因为不仅仅是人在说话,而且它在人
的内心并通过人说话;人性由一些作用构成,其中包括语言结构,人变成了它的材料;因此,
在他的内心回荡着言语的联系。”拉康在这里强调了说话主体的被动性:是语言通过主体说
话而不是主体运用语言说话;用海德格尔的话就是,“是语言在说话,而不是人在说话”(引
自霍克斯,1987:164)。正是认识到了能指、所指和说话者的这种关系,Fowler等CL和
CDA学者才感觉到对话语或语篇进行批评性语言分析的必要性:“流行的正统观念认为,语
言学是一门描写学科,无权对它所分析的材料进行评论;它既不规定用法也不评价所调查的
事物。但是我看不出有什么理由不应该存在具有不同的目标和程序的语言学分支;既然语言
运用是如此充满了价值观,实践一种旨在理解这种价值观的语言学似乎是无可非议的;这就
是已为人们所知的批评语言学”(Fowler,1991:5)。
CL着重分析人们生成的符号和他们交流的意义之间的关系,目的是揭示语篇中含而不
露的意识形态意义,尤其是那些被人们习以为常的偏见、歧视和对事实的歪曲。CDA旨在
探索社会政治语境中的话语是如何被实施、复制和合法化的,如何被用于生产、维护或者抵
制社会中的支配、控制和不平等(见vanDijk,2001:96;2002:107)。CL和CDA学者认为
:.
权力和价值观内化于语言系统,构成人们认识世界和相互交流的背景知识:“CDA是关于事
物如何被自然接受的理论。经常提到的观点是我们的许多信念和表征可能看上去是很自然的,
但它们是被自然化了。”(Stubbs,2002:208)语言和语篇中的意识形态意义可以分为显性的
(explicit)和隐性的(implicit)。前者较易识别,因为它们主要体现在词汇的概念意义和句子
的命题意义中。但隐性的意识形态意义却不易察觉,它们往往体现在前提意义,内涵意义,
感情意义,联想意义,搭配意义中,具有相当的隐蔽性;其中大部分已被自然化,变成了貌
似常识性的东西,对语言使用者具有潜移默化的影响作用。这一观点与沃尔夫和巴赫金的语
言文化观如出一辙,例如巴赫金曾指出,“异体语言中的所有语言,无论其背后的原则和独
特之处为何,都有其观察世界的特殊视角、表达世界的特殊形式、特殊的世界观;每一种语
言都有其自己的对象、意义和价值观。”(Bakhtin,2001:291-292)由此可见,“语言既由社会
塑造又建构社会”(Fairclough,1995:131)。费尔克劳认为意识形态意义在不被察觉时才最有
效,因为如果人们发现了某种常识性的观念正在以他们自身的利益为代价维持权力的不平等,
这种观念就不再是常识了,而且就不再具有维护权力不平等的能力,即不再具备意识形态的
作用。“意识形态在语篇中不被明确表达而是被作为背景知识,一方面引导语篇生成者以特
定方式来描绘世界,另一方面引导读者以特定方式来理解语篇,从而使意识形态具有了无形
的性质。语篇通常并不是向外‘喷发’意识形态,而是通过提供线索引导读者将意识形态带
入对语篇的理解过程——并在此过程中对其再生产。”(Fairclough,1989:85)
Stubbs(2002:211)在批评CDA时指出:“常识世界总是一种修辞建构的观点经由沃
尔夫的作品为语言学家所熟知。……沃尔夫提出了一个至今未解决的问题:是否各种语言影
响其使用者的习惯性思维?CDA把这一问题变为单一语言内部不同的使用模式。”Stubbs在
这里似乎指责CDA误用了沃尔夫的理论,有偷梁换柱之嫌。其实,把“各种语言”的问题
变为“单一语言内部不同的使用模式”的问题从巴赫金就开始了,巴赫金所谓的“异体语言”
不仅指不同“语言”(language)的共存交汇,也指同一语言内部不同语言变体(variety,包括
地理方言、社会方言等)和不同风格(styles)的共存、交叉和渗透。这些各种各样的“言语
体裁”(speechgenre)和风格各自蕴含不同的意图、语调和社会评价方式,表达特有的世界观
和各自相对统一的价值观、语义和时空概念,充分体现了一种民族语言的内部多样性;它们
保持着相互融合和斗争的对话关系,以各自具体的动机和行为模式充实和活跃着人类的意识:
“在其存在历史的每一刻,语言都是彻头彻尾异质的:它表征现在与过去之间、过去不同时
代之间、现在不同社会-意识形态群体之间、不同倾向、流派、领域等之间的各种社会-意识
形态冲突。这些一致性的语言以各种方式相互交汇,形成新的表征社会的各种语言。”(Bakht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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