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远的火焰山:
产权问题争论的焦点
在我们大多数人的眼里,长虹不仅是我国家电产业的龙头老大,而且
似乎成了我国民族工业的代表,长期稳居电子百强之首。然而,从彩电价
格战以后,长虹似乎从人们的视野中消失了, 年突然又成为新闻热
点,倒不是因为其战略上有了什么惊人举措,而是长虹的代表倪润峰
让出总经理位子,年仅岁的赵勇头顶“中国国企第一位博士后总经理”
的光环走马上任为长虹股份公司总经理。然而,到了年初,更具
“冷门”的新闻出现了。倪润峰复出,出任长虹股份,赵勇易职为执
行总裁。随后,赵勇提出了辞呈,激发了中国企业界一次人事大地震,不
仅长虹的数个区域经理被换,而且就在赵勇辞职一事引起轩然大波之际,
长虹集团高层又爆人事变动:另一位年轻的重量级人物长虹集团战略
执行总裁袁邦伟以“身体不适”为由,于月日向四川省政府及绵阳
市政府递交了辞职报告。一些人就此认为,至此,由倪润峰复出后精心构
筑的集团第二代领导核心结构体系已瓦解,长虹正处于一个前所未有的严
峻的发展阶段。
关于倪润峰的隐退和复出以及两位年轻领导人的离职,舆论和长虹曾
给出种种解释和推测,一种说法是由于集团公司和股份公司之间存在重复
资源浪费、产业发展不均、资产划分不清、投资方向各异等矛盾和摩擦,
影响到长虹的发展,倪润峰是出来压阵的。倪也曾称其复出的意图是为打
造“百年长虹”,确保本世纪初叶进入世界强。
一种更为权威和深刻剖析的结论认为,长虹的一系列人事变更,离不
开当地政府的背景,均是一种政府行为,谁上谁下,主要取决于政府。长
虹内部某负责人曾评价说:“政府既然想把企业搞好,就应放手让企业去
干,而不是对企业的任何行为都留有一手,横加限制。”
有权威人士指出,这一切皆因体制弊端所致。与商业环境成熟的企业
相比,产权关系不透明、治理结构不合理的企业其走向及数万职工的生存
寄希望于寥寥几个实权人物乃至总裁一人,高度人治的结果是权力的过分
集中。另外,企业除了要面对经营决策之难外,还得应付上级职权部门的
权力挤压。长虹高层人士认为,是大股东,“他们对企业的运行与管理一
无所知,却在不停地干预企业内部事务”。重重羁绊之下,“内耗”不断,
矛盾频发,人事地震也就在所难免。而现代企业内部的矛盾一般应通过严
格的公司章程或司法途径得到消解和调和。但我们要记住,企业是经不起
折腾的。
我曾经为一家上市公司担任咨询顾问。从法律意义上看,这个公司已
经建立了完善的法人治理结构,有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和总裁班
子,但由于发起者均为国有独资企业,市政府实际上成为绝对控股股东,
法人代表几年来均由市长助理兼任,董事会成员全部是由政府官员和市属
企业领导组成,因此,公司自诞生之日起,在发展过程中实际上与政府成
为不分彼此的统一体。依托政府的支持,公司实现了快速发展。与此同
时,企业的管理机制延伸了政府的行政管理模式,经营机制因此未能完全
转换到位,当企业发展到一定时期和一定规模后,机制不活的弊端彻底暴
露出来:
一件事,谁都想说,但谁说了也不算,企业领导班子谁也不敢做主,
更不敢担责任;在内部分配机制方面虽然划分了若干等级,但实质上是行
政部门工资制度的变种,工资等级之间没有拉开档次,总经理工资只有
多元,为什么?因为董事长是官员,也只有元左右,而且这个
董事长还理由充分,认为你这个公司的发展是政府的扶持而非企业自身努
力的结果,而且认为你这个总经理也是市委组织部任命的,并不是你有本
事。这样一种平均主义的分配体制,严重制约了经营者和员工的主动性和
创造性。
政府部门作为公司的控股股东代表不仅通过董事会对公司的经营决策
进行控制,而且直接操纵公司的中层干部任免并直接决定公司的决策制
度、用人制度,由市委组织部对中层干部进行考核。万元以上的项目
必须经董事会批准,而董事长由于是政府官员,平时很忙,每次开董事会
要求项目负责人汇报不超过分钟,也没有时间看项目建议书或可行性
报告。凭分钟的汇报,他怎么能判断出项目的好坏?
此外,公司总资产亿多,外借资金却高达亿元,对象是几家
股东企业(发起人),而且控股股东资金还没有完全到位,与行政运作方
式直接有关。三大股东在设立公司时用于股本投资的土地当时并没有按照
法规办理变更土地使用证使用者名称,以至转让手续复杂,交易关系复
杂,使用土地单位欠缴土地出让金状况严重,占压公司资金近万元,
而且,这块本应是作为股资投入的土地,因为还没有变更手续,结果,让
所有者其中一个股东给卖了,当然,钱也没有给公司;公司还以为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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