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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出二元对立的语境
对五四时期的知识分子来说,西方既是(帝国主义)敌人也是(科学、民主)模范,而中国则既是爱国的感情依托也是憎恶的落后对象。在那样的感情张力下,提倡现代化似乎是在支持帝国主义,而指向传统似乎是在反帝。因此,很容易形成一种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迫使人们否认中西并存的基本实际,要么简单地完全接受西方理论而否认中国悖论实际,要么完全否定西方而因此无视悖论实际双方中的一方。
这样的二元对立倾向仍可见于今天中国研究的各个领域。在法学界,主张全盘西化的移植论和与其唱反调的本土资源论者针锋相对。前者认为自己才是真正心向以法治国、迈向民主政治改革、追求现代理性治理的人,而后者则认为前者过分崇洋、轻视本国传统以及中华民族的优点。
在经济学界,自由主义派和其反对者同样对立。前者认为唯有全盘资本主义化以及产权私有化,才有可能促进像西方那样的全面发展和现代化。延续或扩大国家所有只会带来进一步的(腐败的)官僚化。而后者则认为,如果这样做,中国将会失去共产党的社会主义理念并引进一系列的资本主义弊端(
"新左派"则指出一些政府官僚控制下的私有化所引起的一系列弊端以及经济"转型"中的诸多违背社会主义理念的社会公正问题)。
在历史学界,西化论和反西化论同样对立,最近并在其张力之下形成了一个古怪潮流:把清代中国说得十分美好,说它是中国历史上市场经济最发达的“高峰”,与18世纪英国并驾齐驱,甚至领先世界。用市场经济来连贯灿烂的18世纪中国和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凭此打造出一个由市场经济推动的非常强大的中国的前景。这个论调的部分吸引力就在于它既拥抱民族感情又拥抱西方化,即在感情上做到既反西方又拥抱西方,既反中国传统又拥抱中国传统。
在中西传统长期并存的悖论实际下,这样的感情性拉锯当然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是,中国近现代最基本的“国情”之一就是西化和本土化的长期并存以及两者的相互作用,缺少其中任何一个,都会脱离实际。面对历史实际,我们更需要探讨的是两者的并存和互动。最为关键的是首先要超越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的语境,从两者共存的现实出发寻找出路。
我们必须离去理论建构,寻找一种基于实践的“现代传统”。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在解放区的历史环境之下,形成了一套自己的独特的法律制度。它的特点是法庭普遍积极地进行调解(一反以断案为主的清代的传统),用法庭调解的手段来尽量减少党和农村人民之间的矛盾,尤其是新婚姻法所引起的矛盾。在推行婚姻自由的大原则下,中国共产党一方面坚持要革除旧式的重婚、婢女、童养媳、买卖婚姻、包办婚姻等弊端,而另一方面,又极力试图减少农民对新婚姻法的反抗。它所采取的手段是对一个个有争端的婚姻案件进行调解,凭此协调两者之间的张力,并由此形成了比较独特的法庭调解以及干预夫妇感情的制度。

在农村的治理之中,中国革命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