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劫后拾珠
--- 记文革中的几件小事
1968届初中5班曹培
文化大革命的急风暴雨过去了,在满目疮痍的大地上留下了无数的罪恶和苦难,也折射出当时人们心中的自私、残忍和冷漠无情。当笔者在搜集和记述这些故事时,却无意中发现了几颗闪亮的珍珠。笔者小心地把她们拾起来放在手心里,见到她们散发出一种自然、柔和、纯真和温馨的光。
这是永恒的人性善之光。
玉米田守望者
1966年八月,就是所谓恐怖的“红八月”。社会上一片腥风血雨,被蛊惑的青年疯狂地向他们的长辈、老师抡起了军用皮带。被殴打致死的受难者、被逼迫自杀的人几乎每个单位都有。我校陈葆琨老师已经被殴打致死,更多的干部教师正遭到残酷迫害,生死命悬一线。有一天晚上,语文教研组长汪瑞华老师被红卫兵揪到操场上毒打,扼住喉咙几乎窒息。最后被打得遍体鳞伤。政治教研组长陈司寇老师也遭到了残暴的殴打,几乎丧生。
任彤云,原郝人初校长的警卫员,文革前的总务处的副主任。他的工农出身和老革命资历使他在文革中颇受尊重,还被“结合”成为革筹委成员。汪老师被毒打时,她的家属也曾找他求助,可是朴实忠厚的任彤云在革筹委里只是个摆设,说话根本没人听。万般无奈中,任彤云就对汪瑞华老师说:“要不你和陈老师晚上就来我家里躲一躲吧。”汪老师和陈老师确实不敢回家,可是躲到任彤云家多有不便。而且万一被发现了,不仅要罪加一等,还要连累任彤云。最后她们决定就躲到任彤云家附近的玉米地里。任彤云家旁边就是学校的玉米地,有个用玉米秆堆成的垛子。天一黑,两位女老师就钻到那个玉米垛子里过夜,任彤云就帮她们“望风”。夜里尽管有蚊虫叮咬,难以安睡,但至少暂时不受人身安全的威胁。就这样,两位女教师在玉米垛子里躲过了那些最恐怖的夜晚。
前总务副主任任彤云

在那些最恐怖的日子里,学校红卫兵有个“夜老虎队”,专门到夜晚出动到干部老师家里打人抄家。副校长文方首当其冲,多次被红卫兵殴打。他家旁边有条不太深的水沟,文方和夫人冯老师都曾被打到水沟里,处境非常危险(陈葆琨老师就是在水池里被殴打溺水而死的)。住在文方房子后排的工人刘德新、贺文昆师傅闻讯,立即过来劝阻学生施暴。他们站在红卫兵和文方中间说:“要文斗不要武斗”,有时还硬抢下红卫兵手中的皮带。因为他们是工人,是“领导阶级”,又是“工联造反团”成员。红卫兵也不便和他们对抗,就悻悻离开了。
此后,每当红卫兵挥着皮带从文方家的前门进来,文方的夫人或孩子就赶紧从后窗跳出,去敲刘德新和贺文昆两位师傅家的窗户求援。经常是晚上十一二点,师傅们都关灯睡下了,文方一家人还不敢睡。“夜老虎队”一出现,二位师傅闻讯二话不说,穿好衣服就过来把学生们给劝走了。文方后来回忆说:“当时如果不是他们的多次保护,我可能早就被打死了。”

原前总务副主任刘德新教务处贺文昆老师
3. 勇敢的白衣天使
校医段箴大夫的身材瘦高,文静柔弱。说话缓慢。记得当学生时找她看病,即便是非常小的伤病,她都十分认真仔细,一丝不苟。看完病还要嘱咐一些令小青年都不耐烦听完的话。文革期间,学校卫生所也被贴满了大字报,无非是批评她爱穿高跟鞋,爱烫头发之类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还有人给她画了漫画,把她的名字故意改写为“断针”。
面对这一切,段大夫好像并不介意,照样一丝不苟地为师生看病。特别是那些被打伤了的“牛鬼蛇神”,只要一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