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努生:对全面整党的一点看法和意见(一)根据中央指示,我省先后确定了17个整党试点。从去年12月起,就开始了整党工作。在先行确定的14个点的“调查摸底”阶段基本结束的时候,省委整党试点领导小组于今年二月下旬召集这些单位的党委和整党工作组进行了一次汇报座谈。根据各点的进度情况,省委整党试点领导小组又于四月初旬,召集这些单位对“对照检查”阶段涉及到的几个问题进行了汇报座谈。从这两次汇报的情况和我深入到其中几个点考察的情况看,对于这次整党,广大党员和群众认为是迫切需要的,是忠心拥护的。几个月来,各点确实做了大量工作,解决了一些问题,但还是存在着不少问题,突出的就是对于搞好这次整党,普遍存在着信心不足的心理,他们担心整党“走过场”,“抓住老鼠,放走老虎”,整到底还是整了群众,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群众反映最强烈和败坏党的威信最严重的不正之风问题。事实证明,群众的这种担心,不是没有根据的。我们应该认真研究整党试点的情况和问题,总结经验,摸索规律,改进工作,以便切实按照中央精神,搞好下一步将开展的全面整党。(二)这14个试点单位中党组织的主要问题是,班子不团结,纪律不严明,制度不健全,战斗力不强,等等。党员的主要问题是,在思想上反映为:坚持“左”的(对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持怀疑态度,不宣传,不贯彻)或“右”的(资产阶级自由化,对共产主义信念动摇,对马克思主义产生怀疑,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淡化以至消失的错误思想);在政治上不能同党中央保持一致;在作风上表现为:官僚主义,不负责任,高高在上,脱离群众,脱离实际,利用职权,破坏财经纪律和劳动人事制度谋取私利;在生活上搞特殊化,等等。这些问题,前面一些抽象,后面一些具体。当前,群众反映最强烈和败坏党的威信最严重的,是后面那些具体问题,如再具体一点,就是所谓“三招(招生、招干、招工)两转(农村户口转城市户口,工人转干部)一住房”的问题,而此类不正之风,多发生在领导干部和主要领导干部身上,下面举几个例子,可略见一斑。试点寿阳县,在1974年至1980年期间,非法招工294人,其中县委5名常委就占用了80个指标,平均每人占用16个指标。试点天镇县在1979年至1981年非法转农业户口为城镇户口36人,其中除2个指标用于一般干部遮人耳目外,剩余34个全部为领导干部占用。其中县级领导5人占了7个;部级领导23人占了27个。试点长治市商业局系统1979年以来占自然减员指标安排子女56人,其中有局级领导干部子女4人,公司一级领导干部子女16人,商店负责人子女15人(不包括由这些领导批条子、签字和指定的人数在内)。从以上几例不难看出,我们一些地方、单位的领导干部作风不纯的问题严重到何种程度!也正是这些问题,严重地败坏了党风,损害了党的形象,广大党员和群众对此深恶痛绝,并把能否扭转这种状况当作衡量整党工作成效的一个重要标志。(三)胡耀邦同志在12大报告中谈到整党问题时指出:“我们要通过这次整党,使党内政治生活进一步正常化,切实纠正不正之风,大大加强党同群众的密切关系。这样,我们就一定能够实现党风的根本好转”。党中央有关文件还明确规定县级以上领导干部是这次整党的重点。根据党中央精神和山西的实际,这次整党毫无疑义地应该抓住影响党风根本好转的要害问题,把群众反映最强烈的不正之风揭出来,使那些利用职权带头搞不正之风的领导干部与普通党员一样真正受到教育(该处理的处理)。然而,从我省14个整党试点的情况看,虽然说在前段整党过程中解决了一些问题,但群众反映最强烈、败坏党的威信最严重的一些问题还没有真正得到解决,出现有如下反常情况:一是“领导干部无过”。从14个整党试点的党员分类排队情况看,被划为“不合格”的全部是普通党员,没有领导干部(见附表1、2)。而且,那些不合适的普通党员,据说又多是由于上面没有保护伞才被排列到这个行列的。二是“抓住芝麻,丢了西瓜”。试点运城行署康杰中学的校长是“文革”中造反起家的。近几年来,他利用校长职权拉关系、搞交换、谋私利,搞不正之风相当严重,比如他以非法手段把家属子女的农业户口转成城市户口,并给家属安置了工作等,在群众中造成了极坏的影响。就这么个校长,在分类排队时竟被列为基本合格之列。而另一个问题性质不比校长严重,人们认为经过教育完全可以转变的党员,却以经常外出搞第二职业抓“外快”为由,被划在了不合格之列。试点太原卷烟厂,1979年至1981年,厂级九名领导干部白抽、白拿、白送香烟共10749条,还私立金库,存款4000多元,供胡支乱用,这些情况,光明日报曾报道批评过,分类排队时,这些领导也没有一个被列入不合格之列。而三名被划为不合格的,其中除一名是被司法机关逮捕了的经济犯罪分子(科长)填了领导干部中的不合格的“缺”外,其余两名,倒是一名有男女作风问题和一名旷工较多的普通党员。这里需指出,作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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