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后日本的明史研究.docx

战后日本的明史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日本的明史研究颇为薄弱,从20世纪20年代到30年代初,只有清水泰次一人以明史为专业,因此他被称为当时“唯一的明史专家”。战后,日本的明史研究同对中国史其他领域的研究一样,逐渐发展起来,研究队伍越来越壮大,研究成果越来越丰富。日本形成一定规模的明史研究,是从战后开始的。关于的发展过程,山根幸夫的《八十年来日本的明史研究》等文章有详细的论述;其具体研究成果在《亚细亚历史研究人门·中国》等书中也有全面的介绍。因此,本文的目的不是要从“纵”的方面叙述日本对于明史的“研究史”,而是试图从“横”的方面,对其发展过程中若干值得关注的问题,如日本学者是如何把握研究信息的,是如何组织研究活动的,是如何发布研究成果的,等等,作一概括论述,以期为中国的明史研究者提供些许借鉴。一、关注中国的研究状态、重视与中国的学术交流战后中日两国最早的学术交流活动是1955年12月从郭沫若为团长的“中国科学院学术访日视察团”赴日开始的。当时,日本历史学界的六个主要学会——大塚史学会、史学会、东方学会、民主主义科学者协会历史部分、历史学研究会、历史教育者协会,联合在东京举行了两次会议,请视察团成员翦伯赞、尹达等介绍中国历史学界的研究动向以及他们自己的史学观点。到会的日本史学家铃木俊、野原四郎、西嶋定生、古岛敏雄、增渊龙夫、远山茂藏、古岛和雄等就翦、尹二人所谈的“中国历史的分期问题、时代区分问题”作了热烈的讨论,其中关于“十六、十六世纪以降的资本主义萌芽问题”尤受重视。这是战后中日两国学者在历史学方面的初次正式的交流,也可以说是最早的关于明史研究的交流。此后,铃木俊和西嶋定生编辑了《中国史的时代区分八东京大学出版会,1957年5月)一书,收录了上述两次会议的讨论记录,并有西鸠定生《关于中国古代社会构造的特质——中国史时代区分的论争》、田中正俊《中国历史学界“资本主义萌芽”的研究》两篇综述,介绍了中国学者对上述问题的研究动态和研究成果,其中涉及许多明史内容。文后附录的《关系文献目录》大量收载了中国学者关于明史的研究论文。这是战后日本学者最早的有关中国明史研究动态的介绍活动。但是,由于当时中日两国尚未复交,明史研究的交流与其他学术交流一样,还是非常有限的。这种状况持续了很长时间,直到1972年中日复交后,学术交流才频繁起来。于是中国的明史研究动态和研究成果不断地、大量地被介绍到日本,两国明史研究者的交流也逐渐增多。这些活动可分为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参加中国举行的国际学术讨论会。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几乎所有重要的有关明史的国际学术讨论会,都有日本学者参加。这些学者都向所参加的会议提交了学术论文,与到会的中国及其他国家的学者进行广泛深入的讨论。他们把获得的学术信息带回日本、传达给国内的同行,为加深中日明史研究者的相互了解,起到厂重要的桥梁作用。第二,介绍中国的明史研究成果。1956年岛田虔次撰文介绍朱谦之《李贽——十六世纪中国反封建思想的先驱者》,1957年寺田隆信撰文介绍傅衣凌《明清时代商人及商业资本》,这是较早的对中国学者明史著作的评介。[1]此后,森正夫关于傅衣凌《明清农村社会经济》、寺田隆信关于王毓铨《明代的军屯》等专门的评介文章[2]也相继刊载于日本的史学杂志上。进入80年代后,类似的文章明显增多,郑天挺《探微集》、叶显恩《明清徽州农村社会与佃仆制》、陈学文《明清时期嘉湖市镇史研究》等著作,大量地被介绍到日本。[3]与此相关,日本学者也很注重了解中国的明史研究者。1964年小林文男《一个历史家的思想和实践——吴哈所走过的道路》一文,详细介绍了明史专家吴晗的生平及其历史著作,对其治学方法和历史观点作了分析与评价。1982年寺田隆信发表《郑天挺先生的生涯和业绩》,于详细介绍之外,还附有《郑天挺先生著作目录》。对中国明史研究成果最直接的介绍,莫过于翻译中文原著。在这方面日本学者作了许多工作。如论文方面,有水野实翻译楼宇烈《汤显祖哲学思想初探》三木聪次译王连茂《明末泉州的佃租收夺和“斗姥会”斗争》,川越泰博译吴杰《关于万斯同的“明史列传”从《明代史研究川8号,1990年)等;专著方面有松川健二等译容肇祖《明代思想史》,能条彬、木田广译徐尧辉《明朝末帝的日本亡命——三百余年来真相渐明》等。上述日本学者对中国明史研究成果及明史研究者的评介、翻译,对于日本学者了解和把握中国明史界的学术观点大有禆益。第三,关注中国的明史研究动态。如前所述,当中国史学界展开关于农民战争问题的讨论时,日本学者就及时综述了有关情况。此后,这一问题一直受到日本学者的关注,1981年佐藤文俊发表《中国明末农民战争史研究动向——以大顺政权的性质论争为中心》,1988年吉尾宽发表《中国明末农民战争史研究的最近动向》,这些综述,向日本学者传达了丰富的学术信息。总之,上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