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恒的子瞻.doc

膈永恒的子瞻芅  伟大一词是不能随便安的,比如李白可以称他为“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杜甫可以称之为“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到了苏轼,就只能称他为“杰出的……”。然而,论处世的心态,我们的子瞻绝对是伟大的。李白虽然飘逸,难免有点宠辱皆惊;杜甫虽然忠悫,难免有点泥古不化;“谁似东坡老,白首忘机”——当然这是东坡自己说的,冲这份自信,足可见其心态的伟大。膆  清高一词,是不能加在东坡身上的,他一身都在宦海中沉浮。有人曾拿苏东坡与陶渊明相比,认为陶潜比子瞻更伟大,连东坡自己晚年都对陶潜甚为佩服。但我认为,苏轼更让人敬佩。他并不是在看穿了官场的尔虞我诈后退出江湖以博取清高之名。相反他是始终为国民,为那些贫穷的农民而战。他深受中国传统“仁民爱物”的思想,每到一处,不论是升迁还是左谪,都设法为百姓谋福利。这才是他真正值得敬佩的地方。虿  然而,不只在地方做官,在朝廷中做官时,他也同样表现出了救世的心态。我们不妨从他在京都做官谈起。芀                          为政仁民的子瞻膁苏东坡的一生,在政治上算不上得志,但有一点毋庸置疑,他虽不完全成功却是一个富有政治智慧的人。肈他小时候读《范滂传》,便决心做一个忠义之士,而他那篇让欧阳修大为赞赏的应试之文更是他政治天赋的体现。膇“尧、舜、禹、汤、文、武、成、康之际,何其爱民之深,忧民之切,而待天下之以君子长者之道也。有一善,从而赏之,又从而咏歌嗟叹之,所以乐其始而勉其终。有一不善从而罚之,又从而哀衿惩创之,所以弃其旧而开新……螅……可以赏,可以无赏,赏之过乎仁。可以罚,可以无罚,罚之过乎义。过乎仁,不失为君子;过乎义,则流而入于忍人。故仁可过也,义不可过也……”膁开篇即从“爱民”“忧民”立论,谈古代贤德君主对惩罚的态度,立意深远,意境开阔;后文则更是把“仁义治国”的思想发挥得淋漓尽致,实属佳作。葿后来,哲宗年间,他向太后提出的改革意见同样是他政治智慧的写照。衿他首先指出要“广开言路”——“人虽能言,上下隔绝,不能自诉,无异于马。”他激昂清议,倡导言论自由,他甚至要求皇太后亲自接见召见包括低级官吏和平民百姓在内的欲进宫纳谏之士,因为一纸奏章所起的作用毕竟有限。与此同时,他还鼓励文人多多思考,因为纵然“言论自由”,但若文人没有思考的能力和批评的勇气,“广开言论”依旧是一纸空文。蒄他还力主废止王安石的新政,希望把这场过于锐意求新的改革给百姓带来的痛苦见到最小。其实苏东坡本来是十分欣赏王安石的。他的为人,他的胆识,他的学问都令我们的子瞻甚为佩服。可问题时,宋朝哪里经得起他如此大的改革变动,正如一个病人不能用猛药一样,积贫软弱的宋朝必定经不起这么大的折腾。新法实行之时,苏轼正在外省为官。他亲眼目睹了王安石那么深爱的农民必须逃离家乡,并不是在饥馑旱涝的年月,而是在五谷丰登的时节,因为他们没能还清按“青苗法”官家硬逼他们的款项;他亲眼目睹了“均输法”“市易法”施行后,国家贸易的萧条;他亲眼看见了富贵人家因为给贫穷的邻人作担保而变得一贫如洗;他也亲眼看见了“免税法”是如何让贫民的生活雪上加霜…...正如他自己所说:“臣伏见熙宁以来,行青苗均役二法,至今二十余年,法日益弊,民日益贫,刑日益烦。”其实新法为国也无利,国家商业因之不景气,而国库因贫民无力还债也为充盈多少。芀他还只身向朝廷的腐败无能进军,力图改革吏治。他试图改革已逐渐废弛的科举制度,他还数次出任主考官,认真为国选拔人才,屡次把其他考官不取的卷子拿来重评录取;他上书太后要求禁止由官家、皇家推荐为官之人,以避免无能之人力于朝廷。他深知“官官相护”必导致“官民对立”,他像太后指出,忽视民情,势难收揽民心。袀苏东坡的确是伟大,他之所以伟大在于它能有如此崇高而智慧的政治理想。更在于他时时刻刻都坚守着自己的心灵阵地。他不畏强权,孤军奋战,但尽管如此却步履维艰。何也?“东坡何罪?独以名太高。”(子由)他太出色,太响亮,引起一部分人酸溜溜的嫉恨,然后你一拳我一脚的糟践几乎是不可避免的。于是,在小人的围攻之中,便有了那场混淆视听的乌台诗案,李定那帮小人颠倒黑白,硬要把坦诚地批评和恶意的中伤混为一谈;于是就有了太后执政年间“充满实证”的弹劾表章,其实那些证据纯属望文生义,节外生枝;于是就有了惩治“元佑党人”之时的一再被流放直至海南……其实我们的子瞻不过是些了几句好诗,说了几句真话而已,这本是名士之风,可那些小人却反唇相讥,不知你我感到恶心,;“平生文字为吾累,此去声明不厌低。塞上纵归他日马,城东不斗少年鸡。”芇可他真是厌倦于驱赶那些苍蝇臭虫了,那种阴险的谣言中伤,使人没有自卫的余地。他觉得自己仿佛正在群蛇滋长的阴潮的山谷。于是尽管身为翰林制诰,他仍然下定决心要逃出去,他要走出京城,到外省去。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