瞿秋白.doc

瞿秋白-----多余的话“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何必说?——代序------------------------------------------------------------------------话既然是多余的,又何必说呢?已经是走到了生命的尽期,余剩的日子,不但不能按照年份来算,甚至不能按星期来算了。就是有话,也是可说可不说的了。但是,不幸我卷入了“历史的纠葛”——直到现在,外间好些人还以为我是怎样怎样的。我不怕人家责备、归罪,我倒怕人家“钦佩”。但愿以后的青年不要学我的样子,不要以为我以前写的东西是代表什么主义的。所以我愿意趁这余剩的生命还没有结束的时候,写一点最后的最坦白的话。而且,因为“历史的误会”,我十五年来勉强做着政治工作。——正因为勉强,所以也永远做不好,手里做着这个,心里想着那个。在当时是形格势禁,没有余暇和可能说一说我自己的心思,而且时刻得扮演一定的角色。现在我已经完全被解除了武装,被拉出了队伍,只剩得我自己了,心上有不能自已的冲动和需要。说一说内心的话,彻底暴露内心的真相。布尔什维克所讨厌的小资产阶级知识者的自我分析的脾气,不能够不发作了。虽然我明知道这里所写的,未必能够到得读者手里,也未必有出版的价值,但是,我还是写一写罢。人往往喜欢谈天,有时候不管听的人是谁,能够乱谈几句,心上也就痛快了。何况我是在绝灭的前夜,这是我最后“谈天”的机会呢!(一九三五·五·一七于汀州狱中)------------------------------------------------------------------------历史的误会我在母亲自杀家庭离散之后,孑然一身跑到北京,只愿能够考进北大,研究中天下”的大志都是没有的,坏在“读书种子”爱书本子,爱文艺,不能安分守己地专心于升官发财。到了北京之后,住在堂兄纯白家里,北大的学膳费也希望他能够帮助我——他却没有这种可能,叫我去考普通文官考试,又没有考上,结果,是挑选一个既不要学费又有“出身”的外交部立俄文专修馆去进。这样,我就开始学俄文(一九一七年夏),当时并不知道俄国已经革命,也不知道俄国文学的伟大意义,不过当作将来谋一碗饭吃的本事罢了。一九一八年开始看了许多新杂志,思想上似乎有相当的进展,新的人生观正在形成。可是,根据我的性格,所形成的与其说是革命思想,无宁说是厌世主义的理智化。所以最早我国郑振铎、瞿世英、耿济之几个朋友组织《新社会》杂志的时候,我是一个近于托尔斯泰派的无政府主义者,而且,根本上我不是一个“政治动物”。五四运动期间,只有极短期的政治活动。不久,因为已经能够查着字典看俄国文学名著,我的注意力就大部分放在文艺方面了。对于政治上的各种主义,都不过略略“涉猎”求得一些现代常识,并没有兴趣去详细研究。然而可以说,这时就开始“历史的误会”了:事情是这样的——五四运动一开始,我就当了俄文专修的总代表之一。当时的一些同学里,谁也不愿意干,结果,我得做这一学校的“政治领袖”,我得组织同学群众去参加当时的政治运动。不久,李大钊,张崧年他们发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或是“俄罗斯研究会”罢?),我也因为读了俄文的倍倍尔的《妇女与社会》的某几段,对于社会——尤其是社会主义最终理想发生了好奇心和研究的兴趣,所以也加入了。这时候大概是一九一九年底一九二○年初,学生运动正在转变和分化,学生会的工作也没有以前那麽热烈了。我就多读一些书。最后,有了机会到俄者到莫斯科去,来找我。我想,看一看那“新国家”,尤其是借此机会把俄国文学好好研究一下,的确是一件最惬意的事,于是就动身去(一九二○年八月)。最初,的确吃了几个月的黑面包,饿了好些时候。后来俄国国内战争停止,新经济政策实行,生活也就宽裕了些。我在这几个月内请了私人教授,研究俄文、俄国史、俄国文学史;同时,为着应付晨报的通信,也很用心看俄国共产党的报纸、文件,调查一些革命事迹。我当时对于共产主义只有同情和相当的了解,并没有想到要加入共产党,更没有心思要自己来做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因为那时候,我误会着加入了党就不能专修文学——学文学仿佛就是不革命的观念,在当时已经通行了。可是,在当时的莫斯科,除我以外,一个俄文翻译都找不到。因此,东方大学开办中国班的时候(一九二一年秋),我就当了东大的翻译和助教;因为职务的关系,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书籍不得不研究些,而文艺反而看得少了。不久(一九二二年底),陈独秀代表中国共产党到莫斯科(那时我已经是共产党员,还是张太雷介绍我进党的),我就当他的翻译。独秀回国的时候,他要我回去工作,我就同了他回到北京。于右任、邓中夏等创辨“上海大学”的时候,我正在上海。这是一九二二年夏天。他们请我当上大的教务长兼社会学系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