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拯救身体   不知不觉间,一些过去的中老年疾病已经越来越多地出现在今天的年轻白领身上。  光学研究者蒋筑英(左)、文学作家梁左(中)、 王小波(右)等一部分人才由于“过劳”而英年早逝。 你有知识,知识就是力量,但身体已经无力,这种状况令人悲伤。在中均比常人要早死10年,历史上偶尔出现的英才早逝现象到今日竟趋于普遍。于是,我们看到:当你刚刚拿到博士学位准备大干一场时,发现自己已是未老先衰;当你的学术成果几乎是伸手可摘时,你已经卧床不起;当你觉得还有许多事没有做呢,你已经轰然倒地。总之,当你的生活还是夏天,而你已经倒在了秋天的荒原。这个世界上一切美好的事情立刻成了窗外的风景,仿佛就是你的,却与你无关。出师未捷身先衰,长使英雄泪满襟。人生的悲剧莫过于:有力量却使不上,心有余而力不从。知识分子是中国的脊梁。所以,如果真如公布的死亡数字所言,那么,我们目前迫切需要帮助知识分子做的一件事就是:拯救身体。本版内容摘自《新闻周刊》20XX年第14期,李径宇文。知识分子:面临身体转型今天的中年知识分子同时遭遇了两个致命的转型期:社会转型和身体转型。社会转型使他们焦虑,身体转型让他们多病。如果不能及早克服转型期所带来的问题,他们就随时可能累倒。事实上,关于知识分子过劳死的问题,在上世纪80年代蒋筑英、罗健夫等人英年早逝后,就曾让人们议论纷纷。而不幸的是,时隔20年后,这类现象不但没有遏制,反而有愈演愈烈的态势,已经成为我们必须要严肃面对的社会问题了。我国“英年早逝”悲剧大都发生在45岁-55岁年龄段的中年知识分子之中。过劳死和亚健康已经成为他们这一代人的两大共性问题。可以说,他们是累倒的一代。上海社科院最新公布的“知识分子健康调查”显示,在知识分子最集中的北京,知识分子的平均寿命从10年前的五十八九岁降到调查时期的五十三四岁,比第二次全均寿命岁低了20岁。知识分子的中国式早逝“过劳死”的共同特点是由于工作时间过长,劳动强度加重,以致精疲力竭,突然引发身体潜藏的疾病急速恶化,救治不及而丧命。中国知识分子的过劳死问题,是在蒋筑英事件后真正为社会所注意到的。蒋筑英,一位出色的光学研究者。20世纪70年代,他与导师王大珩一起攻关,使人们得以看到图像清晰、色彩逼真的彩色电视。而这只是蒋筑英在光学领域内做出的诸多贡献之一。在去世前,人们看到的蒋筑英,是一个有旺盛干劲和饱满激情的人。1982年6月14日深夜,他因腹痛难忍被送进医院,于次日下午去世,终年43岁。当年,蒋筑英的英年早逝引起社会和国家领导人对知识分子待遇问题的重视。从一定意义上讲,蒋筑英的去世成为中国知识分子待遇得到提高的一个分水岭。然而,时隔20多年后,另一个科学家的早逝却给我们带来了更为复杂的思考:在物质生活很大改善后的今天,知识分子早逝问题为什么还是没有解决?青年科学家胡可心。20XX年38岁去世时,已是中国科学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科学家助理。熟悉胡可心的人,如此评价他平时的工作状态:废寝忘食,呕心沥血。比如,他所在的声学所为照顾科研人员的身体,规定晚11点以后办公室必须熄灯。但如果没有人催,胡可心时常是一个通宵接一个通宵地工作。他去世后,媒体援引医生的话说:由于错过了最佳治疗时机,最终没能挽回他的生命。胡可心去世时的遗言是:“如果再给我3年时间,我就能和同志们一起把项目做完,那将死而无憾。眼下正是需要人的时候,我还不该走,不能走。”“如果再给我3年时间……”如此朴素的想法,成为中国许多知识分子永远无法实现的梦想。人们注意到,20年来,一大批才华横溢的知识分子,都在50岁上下撒手人寰。有人曾凭记忆随意罗列了一下这些中年早逝者:数学家张广厚、罗健夫、洪崇威,气象学家曾再顺、电力专家陈安乐,船舶专家华怡,物理学家蔡诗东、崔长庚、陈杨,力学家卓克聪,世界宗教学家张跃,语言学家杨顺安、廖秋思,作家路遥、周克芹、莫应非、邵志安、祝兴义、余树森、王小波、梁左,艺术家施光南等。最近国家体改委公布的一个专项调查结果表明,我均寿命10岁左右。而在上海地区,1994年调查的科技人员平均死亡年龄为67岁,较全市职业人群的平均寿命短岁,其中%是发生在35岁-54岁的早逝。“过劳死”成了中年知识分子早逝的主要原因。而大量早逝的知识分子,都是由于工作积劳成疾时,我们必须有所警醒、反思和行动。为什么偏偏是中年知识分子知识分子的寿命问题,在眼下的中国颇为奇怪:许多早些年退休的六七十岁、甚至80多岁的老知识分子还健在,而在职的50岁左右的中年人却有人已先走一步了。为什么偏偏是这一代人?有人企图在他们的共同经历上找原因:这一代知识分子大多在身体发育时期,遇到了“三年自然灾害”,普遍身体素质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