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音乐文化对陈田鹤音乐创作的影响.docx

中国古代音乐文化对陈田鹤音乐创作的影响摘要:陈田鹤是“西体中用”思潮中的探索者之一,在艺术歌曲的创作领域成绩斐然。文章通过对陈田鹤创作历史发展、作品题材体裁、技法形态等角度的分析,剖析了中国古代音乐文化对其创作的影响。关键词:近代音乐思潮;近代音乐家;中国古代音乐文化;音乐形态;音乐题材;陈田鹤中图分类号:J60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2172(2011)04-0054-06随着清末民初“西乐东渐”思潮的发展,以学堂乐歌为形式的“西体中用”思想开始作用于中国近代音乐创作,对之进行理性基础层面的探讨,以求得与世界同流共进的机会[1],是近代音乐家追求的目标之一。与“全盘西化”、“国粹派”三足而立的是“西体中用”思想,在赵元任、萧友梅、黄自、青主等中国早期接受西方专业音乐教育思想的先驱者的音乐实践中得以体现。他们逐渐意识到中国传统音乐文化对当时专业音乐民族化发展的根源文化意义。正如赵梅伯留法时的慨叹,要像法国“六人团”和俄国“五人团”所建立起来的民族音乐影响那样[2],中国音乐家们有意识地挖掘中国古代音乐文化并实践于艺术创作是当时中华民族文化觉醒意识的体现。这里除了王国维的《宋元戏曲考》(1914)、萧友梅的《17世纪以前中国管弦乐队的历史研究》(1916)、王光祈的《论中国古典歌剧》(1934)等专题性的古代音乐文化的理论研究外,在作品中对古代音乐文化的直接或间接引用及借鉴,成为中国近代音乐家们艺术创作的重要角度或形式,如青主的艺术歌曲《大江东去》(1920)、萧友梅的管弦乐《新霓裳羽衣舞》(1923),以及赵元任将其歌调进行中国风格的时代新声创造[3],其中就有“西皮过门”和《江上撑船歌》民歌音调的引用等,是中国传统音乐文化转型的成功实践。这一实践中,艺术歌曲成为中国新音乐家们实现传统文化转型思想的主要体裁之一。陈田鹤就是“西体中用”思潮中的探索者之一,在艺术歌曲的创作领域成绩斐然。1936年就出版了《抒情歌曲集》,1937年写了多首以民族文化振兴为题材以及呼吁抗日的歌曲,1937年出版了《回亿集》,1943年出版了《剑声集》等歌集,建国以后因乐团工作需要,又创作了大量歌曲。据常罡统计,其歌曲作品有103首[4],其中较有影响的艺术歌曲有34首[5]。还以古代史题材创作有歌剧《荆轲》(1937,未完成)、管弦乐《夜深沉》(1938)、清唱剧《河梁话别》(卢前词,1941)和以古琴音乐《广陵散》(1955)为素材创编的乐队同名曲。此外,钢琴曲《序曲》(1934)、歌剧《桃花源》(1939)、舞蹈《荷花舞》(1953)等音乐中,也不同程度地对中国古代音乐文化进行了发掘,这些探索使其成为当时“西体中用”的代表性作曲家之一,并成为中国培养的第一代作曲家中的翘楚。陈田鹤被认为是黄自艺术歌曲创作精神的传人,主要原因就是他在20世纪30年代艺术歌曲创作中合理嫁接了中国古代音乐文化和西方和声艺术,并成为这一领域中的佼佼者。正如赵梅伯和廖辅叔对其艺术内涵的解析那样,他自幼好诗的习惯是其艺术创作的源头[6]。他在作歌时,总要把诗词反复吟咏,深入理解诗词的内容,然后考虑整篇的布局,直到考虑到完全成熟了才动笔。他的音乐不是诗句的陪客,钢琴也不是人声的陪客,它们一同承担了传达诗中情境的任务。他在中国音乐近代艺术歌曲创作中,在诗与乐结合方面做出了表率并达到一定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