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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哈姆雷特的延宕性
哈姆雷特作为莎士比亚悲剧当中的一个具有代表性的人物，其悲剧意义具有深刻的世界意义和时代意义。一直以来，哈姆雷特在剧中的延宕性被众多的学者从很多 角度予以了解释和分析，我们无法去确认莎士比亚最初的创作意图是否已经站到了这样的一个高度，也许那些分析已经早已经超出了莎士比亚赋予它的含义，但是对于在文艺复兴这样一个特殊时期涌出的反映人类历史进程的重要作品，这样的推敲是很具有价值的。
本文将从社会时代，人格心理和戏剧审美三个方面浅谈对哈姆雷特延宕性与戏剧悲剧性的一些收获。

一
有学者曾经指出，哈姆雷特是现代化进程的祭品。何谓现代性，依舍勒的分析，现代性关涉的是个体和群体安身立命的基础的重新设定。舍勒认为，现代性不仅是“一种事物、环境、制度的转化或一种基本观念和艺术形态的转化，而几乎是所有规范准则的转化——这是一种人自身的转化，一种发生在其身体、内驱、灵魂和精神中的内在结构的本质性转化；它不仅是一种在其实际的存在中的转化，而且是一种在其判断标准中发生的转化。”按此说法，现代性问题首先是人的生存标尺的转变。现代现象中的根本事件是：传统人的根本理念被根本动摇。克劳狄斯与莱阿替斯的生存标尺是截然不同于哈姆雷特的。克劳狄斯的冷静计算与莱阿替斯的感性冲动在现代进程中，会逐渐地占据优先地位。冷静计算与感性冲动无非是现代人的一体两面。哈姆雷特在人格上的形而上学的精神气质使其无法对抗冷静或者冲动。哈姆雷特的悲剧原因在本质上是冷静计算与感性冲动的现代人理念的合谋。而哈姆雷特所在的时代很大程度上是莎士比亚创作时代的英国社会秩序。这一秩序用《亨利六世》中的话来说就是：“惨不忍睹的景象，血的时代！狮子争夺窝穴，相互博斗，无辜的驯羊却在仇杀中遭殃！”有学者已经敏锐地指出，莎士比亚创作中存在着文艺复兴时期英国的“秩序”观念，认为在莎士比亚的历史剧中就包含了他的“秩序观”：不论是整个宇宙还是某一个物种内部都有其特定的排序方式。克劳狄斯在《哈》剧中篡位娶嫂，正是破坏了这样一种社会秩序。哈姆雷特似乎是莎士比亚手中一把维护社会秩序的剑，他承担起了这样一个维护社会秩序的任务。然而，他似乎没有这样一种勇气，或者他在对自我行动价值怀疑的基础之上没有能力去判断他的社会价值。正如前面所说，他并不具有一种理性冷静的或者冲动激烈的性格，于是在这一点上他犹豫了。虽然后来在一些外界环境的刺激之下，他表面上给了自己一个行动的理由，哈姆雷特在丹麦原野看了福丁布拉斯的军队后，有一长段独白，他在最后说到：
“我父亲被害，我母亲受污，搅得我头脑冒火，血液沸腾，我却让一切都睡觉，我哪儿有面目看这么两万人却不惜一死，就要去为了一点点幻梦、一点点虚名，进坟墓只当上床铺，就要去争夺一块小地方，哪怕它小到容不下这些人当战场，也不够当坟地来埋葬阵亡的战士呢！啊，从今以后，我的头脑里只许有流血的念头！”（四幕四场）他却还是禁不住内心的拷问，处处透着一股无奈。——“我到处碰见的事物都在谴责我，鞭策我起来复仇！”于是，就在这样一种难以抉择的延宕中，他最终为克劳狄斯所利用，最后落得了悲惨的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