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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旧乡绅到新乡贤

　　自秦到清的两千多年时间里，皇权不下县。县以下的乡村，直接管理事务全部由乡绅来完成。这一传统的乡村自治方法，被称为“乡绅政治”。
　　我们在文学作品和影视小说里见识过各色乡绅。陈忠实笔下的白嘉轩，家业殷实，祖德深厚，重修祠堂，领白鹿村村民照做人行事，冷先生调解白鹿两家纠纷，处事公道而又受人尊敬，两人全部是传统乡村社会的乡绅。鲁迅对乡绅阶层书写得最多，她笔下的乡绅，则尽显在大时代巨变中难以掩饰的尴尬和慌张。
　　从“乡绅政治”到梁漱溟、晏阳初的乡村建设再到今天的乡村振兴，中国农村的发展一直离不开精英的带动。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政府对优异传统文化的治理功效很重视。2021、2021和2021年的中央一号文件中，三次明确提出“要创新乡贤文化，传承乡村文明”。2021年四川省委一号文件提出，要建立健全人才流向乡村的机制，正确引导和发挥新乡贤在乡村治理中的主动作用。从传统乡绅到新乡贤，乡贤的角色和作用发生了哪些改变，新乡贤又是哪些人？传统乡绅：官和民的中间人
　　乡绅是科举制度的产物。传统社会的乡绅阶层关键有科举及第未仕或落第仕子、当初较有文化的中小地主、退休回乡或长久赋闲居乡养病的中小官吏、宗族元老等一批在乡村社会有影响的人物组成。她们是官非官，是民又在民之上，这是她们作为基层治理者的身份标识。
　　在明朝初年之前，中国无乡绅。明朝洪武年间设粮长制，粮长有管理乡民往她处开荒、劝导教化乡民等附带的任务，这么，粮长成了明朝皇帝维持农村社会秩序、监督地主官吏和豪强，维护中央集权的有力助手，这就是乡绅管理农村的雏形。
　　粮长制是明朝乡绅发展的早期阶段，后世不停完善的保甲、里社制度使得乡绅阶层取得更多发展空间，乡绅得到了更多实权，从而形成自己坚实的阶层力量。
　　乡绅也享受着中央政府给的种种好处。
　　依据张仲艳一书的统计，在清朝时期平均每个官员一年的总收入为5000多两银子，她们在退休或离职时全部不会空手而归。在退职后，她们通常全部会购置大量田产坐取收益，还能够用手里的钱参加地方多种事务获取不菲收入。乡绅从事的职业也不错，比如担任教职、幕僚等。另外，地方政府有“美差”时，也会优先考虑到当地的乡绅。吴晗一文中把乡绅们取得的好处总结为免役、豁免田赋、受到礼待。
　　另外就是法律所给予的特权和法外特权。像明清时代的生员，假如被人告发有罪，接收审问时，审官在公堂上不能对之用刑，一旦罪行成立，还必需首先经过上级教官革去其功名身份，然后才能对她进行处理，地方官无权直接进行处理。
　　在参加乡村治理中，除了依靠个人威望，乡绅在基层治理中也会利用制度的力量，如北宋熙宁年间产生的“吕氏乡约”。乡约中尤其列出“罚式”，要求犯义之过罚五百钱，不修之过和犯约之过罚一百。明代整体性纲领，要求了村民友善待人，并将友善的行为推及其它没有血缘关系的人。近代乡绅：和土地分离
　　在费孝通的一生中，一直认为自己是一名士绅。江浙一带是中国传统乡绅浸透很深入的地方，费孝通曾自述，“我的老家在吳江县同里镇，历史上是一个地主和退休官僚，也就是这些绅士居住的好地方……到我这一辈人，同里还有‘杨柳松柏’四大户的说法，‘杨’指的是我的外祖父杨敦颐……这些大户人家在乡里地位很高，也有一定影响。”北京大学人类学教授王铭铭曾陪同一位英国教授造访费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