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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杭大运河简介
京杭大运河的历史是普通中国百姓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是灌溉水源、舟楫之利、浣衣淘米至爱情的原生地。长城是一尊精神的雕塑，而大运河则是一派灵动的生活，是实实在在的滋润。大运河显示出来的宽厚、责任、爱和奉献的美丽，是中华民语言学家早就指出：镇江方言中就夹杂了一些京腔京韵，天津话中又带有安徽方言的成分……
洛阳河段
天津杨柳青镇运河
来自北京的考察队员还特别提到了颐和园，因为这座皇家园林明显地告诉了人们，她的主人一一清朝皇帝是“偷了”江南山水文化的精华。
北京的颐和园主要由万寿山和昆明湖组成，而昆明湖拷贝的就是杭州的西湖文化。特别是西堤，完全是模仿西湖的苏堤而建造的。所以在颐和园，我们既能领略北方山川雄浑宏阔的气势，又能看到江南水乡婉约清丽的风韵。这座皇家园林中的假山也都是依托大运河运来的太湖石。
因此，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流淌了2000余年的运河使
运河两岸滋养起丰富的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而流淌了3000多里的运河，串起了中国的大江，沟通了长江文明与黄河文明，造就了一条具有鲜明特色的文化长廊。
三、大运河促进经济繁荣
大运河本是圭寸建王朝为了军事需要或京城粮食等物资需要而开挖的，但是，一旦挖成通行就成了推动经济文化发展的强劲动力，使运河地区发展成一条巨大的经济带。
“船舶往来，商旅辐辏”。运河畅通后，沿岸孕育出杭州、苏州、扬州等许多经济文化繁荣的城市。而随着商业的繁荣、手工业的发展，来自全国各地的客商，沿着这条贯穿南北的大动脉，开始会聚在运河沿岸。他们不仅前来开设商号，创办手工作坊，同时也带来了他们的文化习俗，促进了不同地区文化的相互交融、渗透、碰撞。
由人员流动带来的不同文化间的交流和滋养，在运河沿岸众多的会馆中得到了充分体现。
山东聊城就是一个例子。清代的聊城已是运河旁的重要商埠。南来北往的商舶络绎不绝，外地生意人接踵而来，长期的背井离乡，思乡恋亲之情使他们萌生出一个迫切的愿望，要有一处“悦亲戚之情话，慰良朋之契阔”的场所，于是，在这里，先后出现了武林会馆、江西会馆、苏州会馆、
山陕会馆等
“隋氏作之虽劳，后代实受其利”。某种意义上，隋大动干戈疏通华夏五洲经络，为唐的鼎盛及后世繁华，奠定了地理上的硬件基础。唐宋时期经济的繁荣，主要得益于商品流通的迅速发展，而水运，在这一时期，历史性地承担着主要物流功能。作为内陆唯一贯通南北的交通大动脉，运河自然功不可没。当时，漕河之上，商船密集，南方出产的丝绸、茶叶、竹、木、漆、陶瓷等物资源源流入北方，北方的松木、皮货、煤炭等亦纷纷运往南方，南北贸易盛极一时。
无锡段运河
元世祖忽必烈首次在华夏一统的前提下，离开黄河流域选都大都，成为中国定都史上一大创举，其功劳亦主要归于运河。这条静默宽广又繁忙喧腾的大河，物流网络四通八达，
使北京具备成为首都的优越条件。雄才大略的忽必烈，选择运河起点的咽喉之地，作为他统治整个中国的中心，不仅给北京历史地位的确立带来巨大机遇，更为后世政治经济大格局的奠定，打下伏笔。元代对隋朝大运河，经过水利工程上一系列弃弓取弦式的“去弯”“取直”，运河长度由原来的5000里削减至3000里，水运更加轻便快捷。今天所说的京
杭运河，于此基本定型。
城市文明的兴起，是社会发展的生动注脚。人类逐水而居的天性，促成众多城市因运河而兴，因运河而建，给城市文明的发展带来契机。北京、天津、扬州、镇江、杭州等早已据有一席之地的都会，自不待言；无数荒丘野地、小村僻庄，亦成人烟芜杂、商铺林立、车水马龙之所，淮安、临清、济宁、东昌、德州等大批城镇商阜，皆因之兴盛，
“江淮草市，尽近水际，富室大户，多居其间”。
因运河而兴的城市，铸造出一份与传统都城不一般的气质，水意酣畅，轻灵柔媚。传统都城大都因军事而建，主要功能在于防御，因此城墙坚固，楼宇恢宏，街道轩敞，气质硬朗阳刚，居者以皇亲国戚、官宦、守军为主，政治氛围浓厚。而大多运河城市放轻了厚重，消释了凝滞，柔化了刚强，
二者相较，如同豪放诗与婉约词，关东大汉之于妙龄女郎。运河城市的轻倩秀逸，无疑是水气酝酿出的另一类城市文明的样本，更具延展性，更加平民化。小桥流水，黛瓦粉墙，石板小巷，酒肆勾栏，衣香鬓影，帆檣林立，百货荟萃，船只往来纷攘，商贾名士云集，平凡人家的殷实与滋润，漫溢其间。
京杭运河的主要功能，集航运、灌溉、防洪工程于一体，对应的文化特质体现为，在封建社会占统治地位的农业文明中打入商业文明的楔子。运河的贯通，除承担传统意义上的农业职能之外，更重要的是，带来中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南北物资交流，冲破“文不经商，士不理财”的观念束缚，启发了商业文明的觉醒，推动区域经济的迅猛跃进。明清时期，资本主义萌芽的孕育，直接来自运河文明的催生。因河兴商，因河兴业，沿河的盐业、皮革业、烟草业、丝绸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