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国谷 把虚拟世界搬到现实中.doc

郑国谷把虚拟世界搬到现实中
“愁眉苦脸地做还不如不做,我们要欢天喜地地做,带给人家快乐嘛,多好,而且自己又放松,艺术是让自己和别人放松的事情。你有一个真理,让别人看懂了,有光明在前面,就会很放松。本来有个灯,但是你都灭了,让大家都到黑暗里面,那怎么办呢?”

半年前,郑国谷决定戒酒。对于这位喝酒10年、每夜喝得醉醺醺的艺术家来说,坐着看别人喝,看别人醉,是多么难熬的一件事情。以前,他不停地喝酒,昼夜不分,一轮又一轮地打桩(给一桌子人敬酒)。因为醉酒,他的一瓣脚趾甲被掀掉,后脑勺还摔烂过。
在这个无酒不欢的海边小城阳江,郑国谷混迹于各色人等之间,没有人觉得他是艺术家。不喝酒的郑间,突然有人问,“国谷,给我们说说你的艺术吧。”
这句话产生了奇特的效果,在洋酒和金表闪烁的酒桌上。接着又是一轮打桩。
郑国谷给众人讲了一个段子,说的是70年代,阳江有个木材厂老板,每次喝醉后总爱乱签一堆订单。最后这个老板撂下一句话:酒后签单无效。
喝得最凶的那几年,郑国谷也做过类似的事。他拿着自己画好的图纸让工人去建,建好后一看完全不是那么回事,就喊来工人拆掉。拆完后又头痛了,哎呀,怎么拆了!工人说,明明是你让我们拆的!
更多时候,他是不需要图纸的。他手下的工人,后来都沾染了那么一点艺术习气――当他们再给别人建房子的时候,发现怎么都建不直了,因为郑国谷的东西总是歪歪斜斜的。
戒酒是为了去除杂质。站在大型作品“帝国时代的风景”现场,郑国谷已不再是当年那个浑身荷尔蒙的追风少年了。他指着荷塘对岸、背山朝西的一座建筑得意地说,“如果这里是一个西瓜,那我已经找到了最甜的地方。”――那个位置他专门找风水师来看过。
“帝国时代”是郑国谷迄今为止耗费心力和财力最多的观念作品,他要把游戏中的虚拟世界搬到阳江来。
“我也渐渐觉得魔幻了。”他说。
他还在工作室顶楼的露台上养了一池锦鲤,有人说那些色彩斑斓的锦鲤是他“帝国”里的王妃。郑国谷一边往池里投鱼食,一边像在自言自语,“整个池塘就像个画廊,这些锦鲤就是画廊里的艺术家,总有红的和不红的,争抢鱼食也总有吃得饱的和抢不到的。”

“那你就是画廊老板了?”
“我不是画廊老板,我是旁边欣赏的人。”
2006年,AA)大奖。该奖项旨在鼓励真实反映中录或表现对中国真正重要的东西的艺术创作。
郑国谷至今仍扎根在阳江这个边缘小城。从他的露台放眼望去,是一整片灰蒙蒙的老式商品房,惟有他的顶楼,像一方戏台的布景,生机勃勃。

阳江青年
1980年代,从距离阳江110海里外的香港吹来的港台文化风,催生出内地最早一批时髦青年。黑胶唱片、双卡录音机、手表、子弹头皮带,“当时要是有一双‘多挪’跑鞋,都是很时髦的事情”。
在那个每家每户只有一台收音机的年代,港台流行歌曲从跑船人走私回来的录音机里飘出,“我跟着我妈妈听,一听就觉得很好听。以前都是听广播电台,突然就有了这种声音,觉得生活一下子打开了。”

因为靠近香港,总比内地走先一步,于是就有了不一样的阳江青年,模仿的都是港台录像带里的古惑仔形象,新鲜、时髦、痞气十足。“头发染成银的或者黄的,根本就不像个人。父母就很担心,‘哇,你怎么把头发搞成那个样子,怎么穿得像个飞仔一样!’”
无所事事的年轻人拉帮结派,游荡在这个受着消费文化冲击的边缘小城。体内过剩的荷尔蒙冲动转化成了街头巷尾的打打杀杀。
“看到一个美女,怎么追求,要想办法,你有很多竞争者嘛,连送花都要想好送什么花。
“怎么打架也需要创造力,要考虑是不是把刀磨钝一点,砍肿就可以了,不要伤到他。”
郑国谷旁观过太多阳江青年的生活,这也成为他日后创作的灵感和素材。“他们知道我是学美术的,每次都会叫我一起玩,打架的时候就叫我回去,说‘你不是干这行的’。里面有个叫阿忠的,我最后一次见到他,他就跟我说,‘过一段日子,我想跟你学画画,我不想再这样过下去了。’”
在郑国谷2004年的个展《我家是你的博物馆》里有过这样一段描述:“阳江,一个海边小城,一个年轻的暴力中心,或者说,一个受暴力漩涡波及的陆地边缘,依然有恐惧和欢乐,职业和对抗,家庭的乐趣和琐碎的装修思想,那里有游戏,也有真实的微笑――年岁越长,笑得越真。”

那段充斥着物质和欲望的青春期被郑录下来,做成了他最为人熟知的观念作品《阳江青年的越轨行为》。他用一台傻瓜相机拍下这些阳江青年的光怪陆离的生活常态。
从此,“阳江青年”成为郑国谷身上一枚撕不下的标签,仿佛他再没有从浪漫的青春期里出来。很多年后,连他自己也感叹,怎么都超越不了“阳江青年”。
“在艺术的范畴里,怎样让人记住你是很重要的。比如《我的新娘》(郑国谷与一位少女完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