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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藏》与海派收藏
促使我写此文的动因,是1995年在广东惠州举办的华夏民间收藏展上与《收藏》杂志主编杨才玉先生的会面。此前虽然拙文多次发表于《收藏》,但我无缘和主编相识,这是第一次见面。他提出聘请我担任《收藏》杂志特约撰稿人,要我多写关于海派收藏的文章。
听到杨主编说“海派收藏”四个字,我心情很激动。回想起1990年我曾到上海长寿路纸帐铜瓶室去拜访上海收藏界老前辈郑逸梅先生,当时我创办的藏筷馆出纪念封请他题书。在多次向逸梅老请教期间他向我讲过很多有关钱化佛的趣闻逸事。有次他说:“几十年前我们在上海滩曾收藏过刘海粟题书的艺术叛徒扇,胡适所题的文学叛徒扇。当年也有人称我们是古玩叛徒,说我们不玩古玉古瓷这些正宗的古董,却去玩香烟壳子、火柴盒子,其实他们不懂,我们玩的是海派收藏。”听了“补白大王”郑老先生的高论,真好似上了一堂20世纪30年代的收藏历史课,我对海派收藏产生了浓厚兴趣,并开始进行研究。
我从惠州回到上海不久,正酝酿写海派收藏文章时,一天杨主编深夜11点打电话来:“请你抽空去采访吴筹中老先生,他是海派纸币收藏名家,你们上海海派收藏家很多,你争取多介绍一些。”这个电话给我很大的触动。杨才玉太辛苦了,他在日夜为办好《收藏》杂志操劳,在为弘扬海派收藏文化出谋划策。在杨主编提示之后,我费了一番周折、采访了八十高龄的吴筹中老先生,撰写了《坎坷集币五十载》,没想到此文竟发在
1996年第7期《收藏》杂志头版,这给我以很大的鼓舞。接着,我又写了《百瓶庐主百瓶奇》《父子两代藏烟画》《八壶精舍大石斋》三篇有关海派收藏的文章,分别发表于《收藏》总45期、46期和51期。
我深深感到《收藏》是海派收藏文化的促进者,十分重视和关切着海派收藏文化。以《收藏》创刊号为例,在版面十分紧张的情况下,优先发了《陈宝定算盘迷宫》和《朱门传奇》两篇有关海派收藏的文章,并用仅有的四个彩页中的一整页刊发了陈宝定的算盘藏品;另在封二发了江泽民同志接见劳动模范、海派收藏家朱大先的大幅彩照。
在另一篇《十佳民间藏馆》信息报道中,上海竟有许四海茶具、王安坚钟表、陈宝财蝴蝶、陈宝定算盘、赵金志钥匙、蓝翔筷箸、卫治安奇石等共达六家收藏馆当选最佳,这是《收藏》对上海创办家庭藏馆的极大支持。
《收藏》第2、第3期接着又各发了5篇海派收藏文章,第4期又增加到7篇之多。可见,从《收藏》创刊起,宣传海派收藏文化已成为其办刊的一项既定方针。

海派收藏早在20世纪30年代即由传奇人物钱化佛、郑逸梅、冯孙眉等一批收藏家提倡,并身体力行地不断开拓了其良好局面。80年代,上海收藏联谊会最初的会员,绝大多数所收藏的都是火花、烟标、门券、报刊之类,这与钱化佛等五六十年前情有独钟的藏品可谓一脉相承,只是大家当时没有意识到自己所玩的是海派收藏。
我虽然对海派收藏也作过一些探究,但是当时人微言轻,又缺乏发表的机会,在惠州与杨才玉主编一晤,我庆幸找到了宣扬海派收藏文化的阵地,陆续发表了几篇有关的文章。后来又进一步搜集资料,试探性地写了《海派收藏创始人钱化佛》一文,于2000年初寄给《收藏》编辑部。稿件寄出后,又产生顾虑,我在文中公开提出钱化佛、郑逸梅、冯孙眉三位为海派创始人的观点,并首先打出“海派收藏”旗号,公众会认可吗?不久,2000年第7期《收藏》寄到家中,打开一看,此文不但全文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