席勒化是马恩针对希勒的《阴谋与爱情》提出的,是指一些观念化、理想化脱离现实的唯心主义创作倾向,人物是作家或时代单纯的传声筒的一系列作品。马克思以“莎士比亚化”与“席勒化”将西方戏剧创作的两大家分别作为两种戏剧模式的代表,推崇莎士比亚化,反对席勒化。在马恩给斐迪南·拉萨尔关于《济金根》的评论中,一致指出拉萨尔的不成功乃是由于受到席勒的影响造成的,如“在细节的方面,有些地方我必须责备你让人物过多地回忆自己,这是由于你对席勒的偏爱造成的”,这样的批评并非仅见于对拉萨尔的批评,马克思当年在分析欧仁・苏的人物形象塑造时,也提出过同样的批评。马克思将之做归类总结,并把矛头指向席勒,认为这些都是因为“席勒的有害的影响”。但是同样针对席勒的作品,黑格尔对席勒评价很高,尤其赞扬那些道德高尚的理想化人物塑造。他说:“席勒在表达情致时,就把他的整个灵魂而且是伟大的灵魂摆进去,这种灵魂对于事物的本质能体验入微,而且能尽量用丰富而和谐的语言自由地光彩焕发地把事物本质的深微处表现出来。”我们可以看到,即便是在同一历史背景下,人们由于其所处立场的不同、现实环境的制约、关注问题的差异,决定了他们的思想与评判可能大相径庭,哪怕是对已有定评的人物与事件。所以,在我看来,马克思之评“席勒化”,作为一家之言则可,作为盖棺论定,则千万不可。席勒化由《阴谋与爱情》提出的,那这部作品到底有没有像马恩认为的人物是作者单纯的传声筒呢。邵老师对席勒化的人物有很形象比喻,说席勒化的人物就像被作者操纵的皮影、木偶,没有生气和个性。《阴谋与爱情》写于1782年到1783年之间,是德国狂飚突进运动最重要的创作成果之一,也是青年席勒创作的顶峰,同时它又是德国市民悲剧的代表作。上演的公国是德国数以百计之一,虽小却表现了政治生态和社会风情,反映德国市民阶级和封建统治阶级的矛盾。于当时整个德国的现实却极具典型,可以作为其封建,腐朽,愚昧的代表。从这一点看,这部作品是一部现实主义的作品(《阴谋与爱情》是席勒的代表作,也是世界戏剧名著之一。剧本直接取体裁于德勒直言不讳地说:“剧本事情发生于德国第一宫庭中”。剧中人物实际上是以专横腐朽的符腾堡公国的统治者为原型。剧中不怕把18世纪德国的主要矛盾即市民阶级和封建贵族之间尖锐对立的矛盾,在婚姻自由的问题上,正面搬上了舞台,对封建统治者的暴行予以揭露和痛斥,对市民阶级的反抗精神予以热烈的歌颂,表现出了鲜明的反封建压迫和争取民主自由的狂飙激情。恩格斯说,这个剧本的主要价值就在于“它是德国第一部具有政治倾向的戏剧。”)人物上:斐迪南:当露易丝说她怕宰相,斐迪南说,他什么也不怕,即使那障碍像山岭,他就把它当作阶梯,攀过山头,飞奔到露伊斯的怀抱里。当宰相来找米勒一家时他坚决地向露伊斯表示,他要戳穿父亲的阴谋,打碎偏见的锁链,像一个大丈夫一样自由选择,用爱情的力量去战胜那些卑下的灵魂。宰相命令法警把米勒抓起来,把米勒夫人和露伊斯拴到耻辱柱上示众。斐迪南一手挽住露伊斯,一手拔出佩刀威胁宰相:如果再一意孤行,他就要向全城讲述宰相发家的历史。宰相无可奈何,只好放了露伊斯母女。可以看出斐迪南渴望婚姻自由,敢于蔑视封建门第观念,语言慷慨激昂。但他对封建社会现实的不满与其说出于深思熟虑的理性,不如说出于奔放的感情。弥尔夫特夫人:米尔佛特夫人充当了公爵的情妇。他善良对百姓富有同情心,砸过牢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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