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媒介文化文化研究论文.doc

国内媒介文化文化研究论文一、阐释性研究所谓“阐释”并非“罗列”也非“翻译”,而是一个理解与再探究的过程,它试图回答“是什么”的问题,虽说研究不能仅仅停留在这个阶段,但是它对于澄清认识、深化认识来说是必不可少的。阐释性研究的意义并非仅仅在于“呈现”,而更在于通过“呈现”阐明研究对象的意义,或者说被呈现的并非仅仅是作为能指的对象,而更应是其所指。因而,阐明“是什么”绝非易事。就2008年此类研究的内容来看,大致可以分为“对西方媒介文化研究代表人物及其理论的阐释性研究”和“对媒介文化现象的阐释性研究”两类。(一)对西方媒介文化研究代表人物及其理论的阐释性研究汪振军勾勒了西方媒介文化研究的大致图谱及重要代表人物的基本观点,他认为总的来看,西方的媒介文化研究关注大众传媒的政治、经济、文化功能。他同时认为,媒介文化研究作为媒介研究的新思路、新方法,对于改变以往技术主义的新闻传播学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3]魏先努则就整个文化研究思潮对“文化”概念的解读与改写进行梳理,他指出,伴随理论日益发展,文化研究思潮对文化概念进行着不断改写和扩展,从单一、不变的文化观扩充到多元、复合、变动不居的文化观。主流文化和边缘文化的界限日渐蚀解,多种亚文化不断浮出水面,与主导性文化平起平坐。从对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揭露到文化霸权观念的提出,再到工人阶级文化、大众文化、媒介文化、女权主义、多元文化主义等等众彩纷呈的描述,文化已经成为一个没有边界、包罗万象的概念。[4]从过往的研究来看,对西方媒介文化研究代表人物及其理论概览式的介绍与描述居多,而对其每一个人、每一种理论的深入研究比较少。这种局面在2008年有所改观,出现了一些有所聚焦的研究。首先是基于具体文本的研究。殷琦的研究聚焦于美国文化研究代表人物约翰费斯克的《电视文化》这本书,对其中的受众观进行解读。他认为,费斯克的观众理论最大的硬伤在于,其研究观众的积极性的过程中缺乏对历史维度的强调。时代不同,受众所呈现出之状态亦不同,每个时代的受众都有自己的特点,不能一言以蔽之。[5]刘宝娜和苏冠元则对罗兰巴特的《神话——大众文化诠释》一书作一分析,他们认为该书通过对日常生活现象、媒介文化的研究,敏锐地发现了意识形态被自然化的神话,并提出了解神话的策略。从传播符号的角度对中产阶级或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进行文化批判,并大大发展了索绪尔的理论,创建了带有文化批评色彩的符号学理论,对以后的大众文化、媒介文化的研究具有重要作用。[6]其次是不同逻辑主线下展开的对于不同代表人物的思想研究。钟丽茜对雷蒙德威廉斯对都市文化与现代艺术的关系、传媒技术与传媒业发展等方面的研究进行了梳理和评析,并在此基础上结合中国现状展望传媒文化的发展方向。她认为威廉斯对城乡两种文明的研究,对今天我们理解自己的文艺很有启示意义。因为英国(最早进行工业革命的国家)城市化变革相当早、都市文明发展得非常成熟,而中国至今仍有许多地方处在由乡村向城市转变的进程中,两种文明的交织与抗衡正是我们面对的论题,借鉴西方学者对都市文化的评析有助于理解我们当下的社会和艺术创作。同时,如果我们能清醒地把握当代中国文化呈现的东西方文明与新旧模式混合、错置和交叉的状态,有可能扬长避短,在多种艺术场域的叠合中激发创造的活力、找到深入把握现代生活的审美路径。[7]来向武和赵战花则对本雅明的媒介批评理论做一探究,他们认为本雅明的研究对文化工业批判理论具有开创作用,不仅体现在其提出的“灵韵”概念上,也体现在其在法兰克福学派主流话语对媒介技术和大众文化的否定性批判声中首先发出了异样的声音,在学派内部开创了肯定性话语的痕迹。此外,本雅明独特的写作方式也具有揭示多重意象的意义。[8]荣耀军认为西方的媒介文化研究始终贯穿着一条“反思现代性”的主线,其涉及的重要问题都直接地或者间接地与现代性问题构成深刻的关联。他选取“主体”作为研究对象,梳理了从本雅明、麦克卢汉到鲍德里亚的基本观点。[9]杨光和王德胜则以阿多诺、费斯克和鲍德里亚为代表分别探讨媒介文化的现代美学批判、媒介文化的通俗美学分析和媒介文化的后现代美学思考。他们指出,在媒介文化与审美/艺术活动的关系问题上,从现代美学批判到通俗美学分析再到后现代美学思考,呈现出一个理论的、逻辑的变化的过程。其中,一方面,媒介意识形态问题经历了一个由虚假意识到中性化意识形态再到符码化意识形态的转化过程;另一方面,美学则经历了一个由“超越性”到“功利性”再到“同构性”的意涵变化过程。[10]李曦珍着重探讨以斯图亚特霍尔、约翰费斯克和鲍德里亚为代表的西方学者分别是如何在符号学视域下对电视文化和电视媒介本身展开意识形态分析的。[11]季中扬则对席勒以降的尼采、弗洛伊德、马尔库塞和乔治巴塔耶的“快感文化”思想进行了梳理。他认为“快感文化”既是资本主义发展的结果,又是对资本主义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