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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买被拐妇女的罪与罚教师节前一天, 2015 年9月9 日,两个孩子吃完早餐,欢天喜地爬到三轮车上,赵固红嘱咐孩子们坐稳后,启动了三轮车。赵固红是河北省邯郸市大名县一个偏远乡村小学的校长,今年 43岁的他面色红润, 看上去比实际年龄小一些, 他每天拉着两个分别为 5岁和 9 岁的孩子到自己学校上课,放学后又拉回家。但外人不知道的是,两个孩子是他孙子。也就是说,赵固红在 34岁时, 就已经有了孙子, 而很多城里人在这个年龄可能才刚刚结婚, 甚至还在打光棍儿。 26 年前,仅 17 岁的赵固红还是一名初二学生,家庭并不富裕,他还有两个弟弟。父母担心赵固红将来娶不到老婆,于是咬牙花 3000 元人民币给他买了一个和他年龄相仿的媳妇。大名县是国家级贫困县, 当地姑娘都希望嫁到条件更好一点的地方, 于是造成当地大量光棍儿,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买媳妇并非个案,而很多买来的媳妇其实都是被拐卖的妇女,甚至不乏赵固红妻子那样当时还是未成年的少女。 2015 年8月 29 日,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六次会议表决通过了《刑法修正案(九)》, 其中规定, 收买被拐卖妇女、儿童的行为将一律追究刑责。这被舆论视为一大亮点, 被认为是大陆打击拐卖犯罪在立法上的重大转变。“没有买卖就没有拐卖”, 多年来拐卖犯罪屡打不绝的一个主要原因,就在于原来《刑法》规定买方在特定情形下可以不追究刑事责任, 造成“买方无风险”的错觉, 从而形成一条买家坦然、卖方隐蔽的地下黑色“产业链”。李丽曾经养殖 100 多头猪,但现在市场不景气,养殖场只能闲置。不过, 上述法律规定在现实操作中面临一个困惑, 多年前发生的收买行为是否还要追究? 根据《凤凰周刊》记者的调查, 大陆拐卖妇女的高发期主要在上世纪 90 年代, 随着时间的流逝, 诸多被拐卖妇女的血泪已经渐渐模糊, 她们很多已经认可被卖后的婚姻事实, 甚至和买家有了温馨的亲情。比如被拐卖到河北曲阳县的河南姑娘郜艳敏, 在今年成为舆论关注的焦点, 因为媒体曝光了她曾获得“ 2006 年感动河北十大年度人物”, 一时间各种争议纷纷。她 21 年前被拐卖的案件也由此引起了警方的关注。她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我们全家都很害怕,公公已经七十多了,被抓走可怎么办? ”被亲戚拐卖的李丽 1989 年夏天, 贵州乌蒙山深处纳雍县一个偏僻的山村, 读完小学二年级就辍学在家的李丽已经 17 岁。多年来,她帮忙父母割草放牛干农活, 和很多当地家庭一样, 李丽一家只能在温饱线上挣扎, 她去得最远的地方, 就是到 10 公里以外的政府所在地去赶集或走亲戚, 生活白开水一样平淡。纳雍也是国家级贫困县。李丽想到大山外看看, 同时她想打工赚点钱。她找到亲堂二哥(亲大伯的二儿子) ,堂哥答应带她到贵阳打工,工资每个月 60元――在当年, 这和当地刚参加工作的师范毕业生工资水平接近。“当时,作业本才几分钱一个”,李丽告诉《凤凰周刊》。收拾好行李, 李丽悄悄和二哥、二嫂踏上了去贵阳的汽车, 不敢告诉家里人――因为在当时, 农村女孩到了十五六岁, 家里就开始安排相对象, 很多家长不希望女孩子外出发生什么意外, 最好是嫁在当地, 可以相互照应。经过一天的折腾, 李丽等人到达贵阳, 但意外的是, 二哥并没有安顿她去打工,很快又带她上了火车。“我问要去哪里?二哥说准备去徐州的亲戚家”,李丽告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