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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期，就有人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主见，只是这种主见并没有形成国人的共识并得以很好地执行。如在上个世纪八九十年头的西学浪潮中，以全面质量管理、流程再造、ISO国际质量体系认证等为代表的科学管理理论一度为国内企业追捧。而在推行这些理论的过程中始终存在着这样的两难：严格按程序实施，觉得太刻板，太教条，员工阻力很大；放宽政策实施，又觉得做不到位、上不了正轨。这种两难境况最终没有让这些理论在国内企业全面开花结果，像ISO国际质量体系认证最终就成了造假运动。曾经有人讲，中国是一个不适合搞工业化的国家，因为我们国家历史上是一个农业国，民众受农耕文化影响深远，过的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耕田而食、凿井而饮，春生、夏长、秋收、冬藏的自给自足的小农生活，无法适应高度程序化、规范化工业生产的要求，缺乏按规程、按标准、按纪律作业的基本素养。海尔的张瑞敏曾经这样解读中国人：叫中国人每天擦六遍桌子，他第一天会按规定做，其次天或许就会少擦一遍，第










三、第四天或许只会擦3到4遍，最终可能是领导要来检查就擦一遍，领导假如不来或许一遍都不擦。倒是在历史上始终在学习我们的日本，到了上个世纪50年头同样也跑到美国去学习西方的管理技术，但是他们回来后并没有生搬硬套地去运用，而是结合本民族的文化特点进行了变通，以至于在80年头初赶超老美，成为了超级经济大国。后来美国的专家学者跑到日原来做探讨，得出结论说日本的经济是儒家资本主义经济。
其实，从管理思想的起源来说，像微软、Google公司那样的管理风格并不是西方企业的独创。早在2500多年前，我国的思想圣哲老子就已在《道德经》第十七章中提出：“悠兮其贵言。功成事遂，百姓皆谓：我自然。”这里的“贵言”，就是指不轻于发号施令，也就像杰克·韦尔奇所说的：“管理得越少越好。”当管理者给员工供应了充分自由的空间，员工在这种氛围下完成了工作、创建了成果，就觉得是自然而为的事情，这就是管理的最高境界：无为而治。不过我们并不能就此片面理解为组织不须要制度、不须要管控，越自由越好。事实上，没有哪一种管理风格能够放之四海而皆准，会因管理所面临的不怜悯况而有不同的选择。










在以物（资本、资源）为本的时代，人也被当物（工具），管理是以各种流程、标准、监控的面目出现，最具代表性的是泰勒的科学管理理论。在以智（学问、才智）为本的时代，管理自然会以自由、开放、关爱的面目出现，企业文化管理、团队管理等理论便随之产生。就当下的企业来说，不同性质、不同行业的企业，所实行的管理风格应当有所不同。劳动密集型的企业，其管理风格应当是限制多于开放，技术密集型、学问型企业，则是开放要多于限制。就同一个企业来说，会因组织结构层次和员工性质的不同而实行不同的管理风格。作为操作层面的员工，制度、监控就要强调得多一些；而对于决策层、研发部门的员工来说，就应当给以更多的自由空间。对于学问性员工来说，思维只有在没有束缚、没有限制的状态下，才会有创建性。没有哪个人在严格监控甚至是管理者的颐指气使下还能开发出优秀的产品、创作出不朽的作品。但是，对于一般劳力型员工来说，在没有任何制度约束、没有任何监督限制的状况下，还想让他们按部就班地开展工作，这也是不现实的。说来说去，还是那句话：“只有适合的，才是最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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