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山文化研究》社会科学丛书.pdf

第一章红山文化的发现与研究
红山文化的历史有年之久,随着对它的遗存的不断发现,对它的
认识、研究也是一个逐渐的过程。考古工作者从知道有这样一个共同体的
存在开始,到了解了它的分布范围,了解了它的生活居址,了解了它的生
产、生活状况,再到了解它的上层建筑,比如宗教、社会结构等等,经历
了几十年的时间,但是和这个共同体当初经历的千余年相比,显然太短
了,所以直到现在,我们还不能非常确切地、完整地描述它,甚至学术界
对它很多方面问题的解释还存在相当大的分歧。
一、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至六十年代的发现与研究
红山文化的发现与认识历史,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这一阶段始于年瑞典人安特生对锦西沙锅屯洞穴遗址的发掘。
这一阶段中主要的发掘和调查工作有:
梁思永先生二三十年代对赤峰等地区的调查;
年日本人滨田耕作等对赤峰红山后遗址的发掘③;
佟柱臣先生四十年代在凌源等地的发现;
五十年代在义县万佛堂附近的调查;
年汪宇平先生对赤峰红山细石器遗址调查④;
年裴文中、吕遵谔与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在赤峰、林西一带
的教学实习;
①安特生:《奉天锦西县沙锅屯洞穴层》,《古生物》丁种第号第一册,地质调查所, 年。
②梁思永:《热河查不干庙村西双井赤峰等处所采集之新石器时代石器与陶片》,《梁思永考古论
文集》,科学出版社, 年。
滨田耕作、水野清一:《赤峰红山后》,东亚考古学会, 年。
④汪宇平:《内蒙昭蒙赤峰红山细石器文化遗址调查》,《考古通讯》年第期。
⑤吕遵谔:《内蒙赤峰红山考古调查报告》,《考古学报》年第期。
年、年在喀左小传子山等地的调查;
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对赤峰蜘蛛山、西水泉遗址的
发掘;
年辽宁省博物馆对建平达拉甲遗址的发掘。
上述发现或发掘的遗址当中,以赤峰红山后的发掘规模最大,收获最
丰实(图一)。该遗址分第一、第二住地。年出版的发掘报告《赤峰
图一赤峰红山(蒙古语称“乌兰哈达”,即红色的山峰,赤峰市即取此意为名)
年日本人鸟居龙藏调查了赤峰城北几处新石器时代
遗址,但对红山前后各时代文化遗址没有认识。年梁思永先
生在英金河北岸和红山后一带进行了调查。年日本东亚考
古学会组织调查发掘队,由滨田耕作领导,到红山调查发掘,发
现了大量红山文化遗存。年由裴文中、吕遵谔先生带领北京
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学生又一次对红山进行了考古调查,考察了
红山前的三个地点和红山后的一个地点,再次明确了红山文化遗
存,并对所谓的“赤峰第二期文化”取得了新的认识。)
红山后》对该遗址发现的不同性质遗存提出了赤峰第一期文化、赤峰第二
期文化的命名,其后者就是我们今天讲的红山文化。直至五十年代对红山
文化的研究还几乎停留在该报告所公布的材料,其重要性为中外考古学家
所共识。以至年尹达先生在《新石器时代》一书中指出:“红山后的
这一新石器时代的遗址(即红山后第二住地的遗址)具有突出的特点。对
于研究长城以北和以南的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存的相互关系问题有极大的
①中科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工作队:《赤峰蜘蛛山遗址的发掘》,《考古学报》年第期。
中科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工作队:《赤峰西水泉红山文化遗址》,《考古学报》年第期。
启发和帮助。”并且首次提出了“红山文化”这一命名。但是由于时代和
发掘方法的限制,尽管在红山后也发现有一些灰烬堆积等灶址,但终究未
能搞清楚该文化的房屋形制等内涵。并且红山后报告中对出土物的出土层
位缺乏明确的交代。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以后,考古工作者对巴村左旗南杨家营子、赤峰
蜘蛛山、西水泉等遗址进行了主动性的发掘,虽然发掘面积均不很大,但
也发现了红山文化房址、窖穴等遗迹和有确切地层关系的遗物,极大地丰
富了红山文化的内涵。并初步概括出了红山文化的特色,即“三石”和
“三陶”的共存,石器中的打制石器、磨制石器及压制石器(即细石器)
共存,陶器中之字纹陶、彩陶和泥质陶共存。
随着对红山文化内涵的了解,人们开始提出了对红山文化来源及性质
的探讨。早在四十年代,裴文中先生便提出“赤峰期”之前有“林西期”,
并认为“赤峰期”是北方草原细石器文化同仰韶文化在长城地带接触而形
成的“混合文化”; 尹达先生在阐述红山文化形成过程时, 也认为它是
“长城南北两种新石器时代文化相互影响之后的新型文化遗存”。这一时
期也有学者认为红山文化属彩陶文化,是属于“仰韶文化”范畴的农业文
化;或认为它是“仰韶文化”在东北地区分布的一支,即是“仰韶文化”
的一个分支。
二、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发现与研究
本阶段始于内蒙古赤峰市翁牛特旗三星他拉村玉龙的发现。这一阶
段与红山文化有关的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