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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的解释》读书札记
克利福德•格尔茨(CliffordGeertz)，是美国人类学家，解释人类学的提出者、象征人类学的代表。王铭铭先生总结了格尔兹的学术心路，将其大概分为三段式的历程：“第一阶段从1954年延伸至I960年前后，由他自己编织的意义之网中的动物。”格尔茨认同其观点，认为“文化就是由人自己编织的意义之网，因此，对文化的分析不是一种寻求规律的实验科学，而是一种探求意义的解释科学。”除此之外，对于文化他还这样说道：“文化不是一种引致社会事件、行为、制度或过程得力量;它是一种风俗的情景，在其社会事件、行为、制度或过程得到可被人理解的——也就是说，深的——描述。”在本书中，格尔茨强调：“下面各篇论文，正是以不同的途径、从不同的方面，力求去去枝打叶，复原文化概念的本来面目，从而实际上确保其重要地位的连续性，而非往上添枝加叶，以致削弱了它的基础。”如此看来，格尔茨的确是王铭铭先生提到过的那样，逃离“结构”。
克利福德•格尔茨贰解释
格尔茨在书的前言中说到：“我决定只收入那些与文化概念有直接而明显关系的论文。事实上，这些论文的大多数不是理论探求而是经验研究，因为当我离社会生活的直接体验太远时，我就会感到不舒服。”可见，格尔茨所提倡的“解释”实际源于社会事实的解释。结合5月份在北京语言大学的讲座中，主讲人叶舒宪先生掷地有声对其人类学概念下了定义：“当今的人类学，就是Theinterpretationofcultures”。人类学的解释是什么?格尔茨回答了该问题：“追溯社会性对话的曲线，把他固在一种可考察的形式里。”但值得怀疑或商榷的是，人类学家的解释就一定正确吗?换句话讲，所有的人类学家对同一件文化事件的解释会一样吗?实则无论正确与否，人类学的解释提供的并不仅仅是对于事实的一种分析，更重要的是为事实提供一种视角，与心理学实际异曲同工。正如王铭铭先生所提到的：“不过，大多数人类学者拒绝提倡‘主义'，他们自结构人类学提出之时，就已开始了另一番实验。一些漂离于欧洲大陆之外的英美人类学家，潜心于人类符号体系与仪式行为的研究，通过对人类心灵及社会格局的具体而深入的究，为人文科学的知识宝库提供了一个新的视野。”格尔茨自己也在书中写道：“象征形式并不是作为仅有的方法为社会学所用。功能主义、心理主义仍然在起作用。但是把这些形式作为‘就什么说点什么'，并把它说给某人，这至少开辟了一种分析的可能性，这种分析专注于对象本体，而不是追求好像能说明它们的化约公式。”叁如何解释?
格尔茨认为文化的描述或解释，需要依靠人类学的方式，众所周知，人类学的方法即田野调查与民族志写作相结合。在这里他提出了一个问题：“什么是从事民族志”，其回答借用了赖尔的观点，即——“深描”。“深描说”的宗旨是理解他人的理解，站在一个异文化的位置上体察人类学家自身的本文化。格尔茨认为一旦人类的行为被视为符号行动或是行为模式与心智结构的混合物，便失去了意义。正是文化系统间的误解，使得“科恩事件”沦为社会闹剧。理解一个民族的文化，是在不削弱其特殊性的情况下，昭示出常态。那么如何去理解人类学著述?格尔茨认为“著述本身即是解释，并且是第二级和第三级的解释好的解释总会把我们带入它所解释的事物本质深处。”从书中格尔茨还提到民族志有三个特点：解释性的;解释的是社会性会话流;要将解释道社会性会话从过去的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