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不尽的阿Q.doc

说不尽的阿Q
《阿Q正传》是鲁迅唯一一篇中篇小说,也是他最著名的小说之一。关于其创作,鲁迅自己说“我之作此篇,实不以滑稽或哀怜为目的”(《致王乔南》1930年10月),而是暴露国民的劣根性,“要画出这样沉默的国民的魂灵来”(《俄文译本〈阿Q正传〉序》),“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我怎么做起小说来》)。他的这些目的和意愿都已完美实现了:阿Q从20世纪20年代诞生至今,一直激发无数读者的探究、深思,更引起了不少作家、评论家孜孜不倦的研讨。阿Q研究已然成为一门独特的专门学问――阿Q学。这不正说明了《阿Q正传》具有的永恒艺术魅力吗?
在1926年8月21日出版的《现代评论》第四卷第八十九期上,涵庐(即北京大学教授、《现代评论》派主要成员高一涵)的《闲话》一文记载了这样的趣闻――
我记得当《阿Q正传》一段一段陆续发表的时候,有许多人都栗栗危惧,恐怕以后要骂到他的头上。并且有一位朋友,当我面说,昨日《阿Q正传》上某一段仿佛就是骂他自己。因此便猜疑《阿Q正传》是某人作的,何以呢?因为只有某人知道他这一段私事。……从此疑神疑鬼,凡是《阿Q正传》中所骂的,都以为就是他的阴私;凡是与登载《阿Q正传》的报纸有关系的投稿人,都不免做了他所认为《阿Q正传》的作者的嫌疑犯了!等到他打听出来《阿Q正传》的作者名姓的时候,他才知道他和作者素不相识,因此,才恍然自悟,又逢人声明说不是骂他。

这一段的记载的确饶有趣味。小说连载时作者署名为“巴人”,鲁迅自己的解释是“取‘下里巴人’,并不高雅的意思”(《〈阿Q正传〉的成因》),没想到由此引起众人的猜测。《晨报》主笔蒲伯英就曾被怀疑为作者,因为他是四川人,再加上小说序末又明文提及胡适,而此前胡适曾以“Q?V”笔名撰文,于是有人推断,此乃蒲伯英讽刺胡适之作。更有敏感者觉得小说某情节与自己的一段隐私暗合而疑神疑鬼,由此便引出了更多的猜疑。看来如此“关心”作者,实质上就是怕别人揭露“他的阴私”。这恰好说明了鲁迅观察之仔细、思考之深刻、笔触之犀利,表明了“正传”的确画出了国人的“阿Q相”,写出了“灵魂的深”,圆满实现了“是在使读者摸不着在写自己以外的谁,一下子就推诿掉,变成旁观者,而疑心到像是写自己,又像是写一切人,由此开出反省的道路”(《答〈戏〉周刊编者信》)的写作初衷。

小说发表之初,就有读者写信给鲁迅,“指摘”鲁迅“在《阿Q正传》中写捉拿一个无聊的阿Q而用机关枪,是太远于事理”的夸张。鲁迅当时并没有给予回答,不过两年之后,鲁迅在《忽然想到(九)》一文(1925年5月14日)里提到这件事,他说,现如今学生的请愿,执政府的门前还摆起了两架机关枪,而“阿Q的事件却大得多了,……我以为即使在《阿Q正传》中再给添上一混成旅和八尊过山炮,也不至于‘言过其实’的罢”。鲁迅虽没有正面回答,但从这看似夸大其辞的类比中,不难看出,鲁迅非但不认为他的夸张“太远于事理”,反而还认为夸张得还很不够,他认为现实中的情况要远比他小说里的描写离奇得多!“夸张愈奇,愈见其真”,这个看似极度夸张的“太远于事理”的阿Q被捉的场面描写,既是艺术的真实,更是历史的真实,深刻地表现出阿Q悲剧的必然性,说明了阿Q的悲剧不是个人的悲剧,而是社会的悲剧、时代的悲剧。这正好应了法国大文豪巴尔扎克的一句名言:“小说被认为是一个民族的秘史。”1926年11月